辛亥首义城游记
10月11日上午，首义广场还在警察的封锁下拆卸昨日狼舞之台，而解除封锁的武昌起义新军总部阅马场内却人潮涌动，遍布瞻仰辛亥革命英烈的人群；新军总部大楼门口，人们排起长龙，列队进入拜谒。我穿过马路进入阅马场，浏览招贴栏图文，思绪穿越时空，进入了那段引发无数纠结并产生过历史巨变的光辉岁月。
辛亥革命前夕，众多反清组织包括共进会，知日会，兴中会，振学会，文学社，复兴社等纷纷结盟孙中山先生发起的中华同盟会，后复兴社领袖张太炎因与同盟会争锋而退出，但大多数人包括复兴社浙江主盟秋瑾仍与革命党人站在一起，经过各路文学社不屈不挠的长期传播，反清革命思想日渐深入人心，革命党人队伍不断壮大。此时以张之洞开办洋务新学堂中的两湖精英为主的湖北共进会，成了革命党行动派的急先锋。
尽管其它省区革命组织策划的起义多次失败，但湖北共进会的革命党人早就秘密策划，并进行着全面渗透到新军的活动，历时数年，至辛亥革命前夕，驻扎在武昌各地的总数为15000多人的新军中，革命党人已成功打入5000多人，竟然个个身居各级头领！共进会决定于1911年10月9日武装起义，打响反对清朝的第一枪。而此时革命领袖孙中山正在海外。
辛亥首义成功的伟大时刻，体现在几个英雄人物在临门一脚时的关键接力行动。10月9日起义当天，孙武领导的知日会成员彭、刘、杨等人在汉口的起义总指挥部宝善堂试制反清炸弹时，不慎发生爆炸，指挥机关被毁，租界和清军大肆搜捕，彭、刘、杨三人后被清军捕获杀害。而起义总指挥蒋翊武竟慌张逃遁至孝感云梦县，起义成功后才返回总部。
关键时刻，起义总联络人张继武并没有退缩，他紧急联络各方，定于10月10晚起义。
又是一个关键时刻，10日起义当晚，八镇（镇相当于为团级）左营头领熊延铠（他是共进会左营首领）焦虑不安，他拨枪走火，意外地释放了起义前的恐惧心理，竟成勇敢打响进攻清军的第一枪，驻扎在武昌四地兵营的革命军奋起进攻，经一夜激战，分兵占领了武昌全城。
首鼠两端的武昌督军统领黎元洪被革命党逼反之后，害怕革命军占领的武昌被攻克，一直消极逃避，竟不理军政之事，关键时刻，以蔡济民为首的八镇首领成立了咨议会，负责统筹保卫武昌城的军事。
夺取武昌后，起义军急需对各国驻华代表联络，争取国际支持，同时要扩大各省独立反清效应，得到军事策应与起义增援，关键时刻，江浙同盟会领袖宋教仁从上海赶来及时相助，给予了道义上的强力支持，并有效摆脱了军事政治上的孤立奋战。
在向汉阳汉口进军的关键时刻，同盟会领袖黄兴率部从湖南赶来，及时增援了武昌起义，他被黎元洪推举为武昌革命军总指挥，袁世凯派冯国璋率清军反扑，汉阳汉口相继失陷，革命形势急转直下，被迫困守武昌。
又是关键时刻，老奸巨滑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却养敌自重，私下与起义军和谈，拒不进攻武昌，并密谋与清帝摊牌，逼迫清帝退位后独霸中华，武昌起义的成果总算侥幸保住，作为辛亥首义的光辉旗帜，武昌起义引发了各地相继独立，革命高潮向纵深发展，清朝帝制的覆灭不可挽回。
但辛亥革命传奇的戏剧性，也暴露了其不传奇的一面：革命前夕，突发事件竟使总指挥蒋翊武临机脱逃；在起义成功后，总召张继武并没有得到战友们的有力保护，却被武昌督军统领黎元洪在与袁世凯的秘密交易中出卖，惨遭清军杀害；加盟武昌起义的总指挥黄兴竟然在二镇失守之后，坚持放弃武昌圣地，险致辛亥革命失败。首鼠两端的武昌督军统领黎元洪又乘机利用军事失利引发的将领不满，将黄兴逼离江浙，黄兴在江苏仓促起义又告失败，事业未竞的他于两年后早逝。
1912年，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革命阵营内部却裂痕不断，革命领袖孙中山选择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成立国民政府。他竟因害怕袁世凯的北洋军队而拱手让权妥协，放弃继续革命，致使袁世凯窃国得手，同盟会领袖宋教仁惨遭暗杀，国会被废除，帝制卷土重来，导致了其后一而再，再而三的武装革命，酿成了军阀割据的混战局面，国共专制内战多年，政权几易其手；百年辛亥之后，民主共和并没有到来，中华民族仍处在封建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
神游百年辛亥，跌回现实世界，如今的阅马场督军府内，瞻仰者人流如织，然而中共极力淡化她的存在，门内竟成集邮市场，熙熙攘攘的文化经济湮灭了百年首义的革命精神。
彭刘杨路过街的地道里，一个流浪歌手带着梦想在这里忧伤地吟唱，虽然两年来毫无收入的我也很是窘迫，还是奉上了一元零钱，引来行人纷纷捐助……
我客居于首义城边的旅馆，旁边正是一些学生包租房。上得楼来，却无意看到对面的钟点房里，一个中年男人抹着汗水，他匆匆走了，虚掩的门很快被关上。几分钟后，一个女学生拎着小包，从房间悄然而出，我在门口碰到了她，她脸色略显疲惫，正低头离去。我想起来了，昨天在打听旅馆时，碰到的正是这些包租房的大学生，其中有她，这也是当今寒门女子的无奈。此刻我又想起了前年出差招工期间看到的一幕，浙江衢州技校一些来自贫困家庭的女生，为了学业，也不得不在学校周边的旅馆里应招。
我前往高耸在首义路的湖北民主党派大楼，看到大堂里摆放着各种各样的民主党派招牌，其中还有“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于是我说明来意，请求大堂的接待员联络求见该同盟，中华民主正义党希望了解同盟精神，寻求合作可能。接待员电话请示三楼：“杨科长，有一民主党派人士求见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要不要接待？”杨回电说：“该民主自治同盟联络人不在，不便接待。”我笑着说：“正是办公时间，如此三十多层的高楼，不会没一个人吧，难道只有个招牌而已？”接待员诡秘地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