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流下了父亲过世15年后的一滴眼泪……

   

   王一鸣 2012.3.4
 
    清晨流下了父亲过世15年后的一滴眼泪……
    这眼泪，记得曾在父亲去世的时候掉过。哭他在培养我读书后，我却没带给他一天安心；他愤世我反共，父亲你能怪我么？我听了你的，毕业没留校任教，搞实业救国。可是大厦将倾我一个人救得了么？终于，我还是弃职而去，你非常无奈。知道我做了民企高管后，你才稍感安慰……

    我一直孤身一人，你怪我没能做出表率，兄弟俩竟过三十都不成婚。你烦而吸烟，由一天一包变成二包、三包……你得了肺癌，我倾尽了积蓄，也没能挽救你的生命。因为你走时才54岁,我哭了……
    父亲你不知道，我早就义无反顾地坚定转向了民主革命的道路，所以你不可能感到安心，我还告诉你：到现在我也还是单身，因为这条路，我现在还得孤独地前行……
    我记得，小时候我是不哭的孩子，任凭你怎么体罚我，哪怕曾打断了扁担，棍子抽出片片血痕，我也不哭；我还记得，只因左邻右舍为饥馑闹翻时，我红过眼睛；在上中学时，一次次接过你那皱皱巴巴的零钱凑集的生活费后，我曾红过眼睛……
    我记得，你病倒，为救你，我的公司不得不关门。你死后，97年二弟终于要完婚了，我那时潦倒，无力资助，为凑足婚礼费，不得不在他乡蹬起人力车，遭遇歹人被打成“熊猫”。弟后来知道了，全家抱头大哭，我极力否认，轻松出门，谁叫我是长子呢？我生性就不会哭。
    在福建，我被法官和律师联手坑过，我一直战斗，没掉过一滴眼泪；在浙江，我多次被特务狗仔群殴，没掉过一滴眼泪；被牢头合伙整过，没掉过一滴眼泪；被监狱长付铮砸过、铐过，没掉过一滴眼泪；被特务连续2年破坏工作，又被砸掉生意，更没掉过一滴眼泪……因为我总在用胜利冲洗伤痛，我的生命不容屈服。
    前几天，中共特务封了我的银行存款，我一天仅吃一顿——5元人民币，而这顿饭，还是由一位以开摩托为生的流浪的泰国华人资助的，我也没掉眼泪……
    以前联络的网友，听到我存款被黑的消息，这几天也纷纷失联，其实网友们不必回避，我从不轻易向处境同样艰难的朋友开口。尽管房租也即将要到期了，无力续付，但我这个人，一向刚强，即使没钱，也没感觉差钱，更没有举债的习惯。哪怕暂时挨饿睡马路，也自信能渡过难关，因为我随身带有帐篷，而且比常人意志更强。
    今天一整天，我也没打算吃饭，已经不能再麻烦那位好心的夫车了。晚上八点，也没想过会吃到今天唯一的一顿快餐——还是五元，这也多亏泰国华人林先生从网上看到消息，及时予以了4000元资助。远在美国的老乡穆文斌和泰国难民李志友今天也致电慰问，我在此向他们深表谢意！
    然而清晨我还是流下了父亲逝世15年后的一滴眼泪……
    这眼泪竟因我同胞兄弟而流，在兄长多难的时期，二弟先以母亲瞻养为由，后借口伯父去世，再推说汽车罢工无法进城，不愿汇款。而我给母亲的钱，大部分都是我平时留给她用的，二弟还威胁与我断绝兄弟关系！兄弟情分，竟为金钱所断！我从不惧任何威胁，当即斩钉截铁：“想断你就断！但不论从哪方面来讲，我并不欠你的！”
    我不怕死，但我掉泪了……
    我有什么不对吗？难道就因为我反共民主，没能资助你建房子做生意？我帮你的还少吗？是我不想帮你吗？我多次向你强调：我选择的不仅是没钱途的事业，而且还是会付出生命的大业，你反对无效，阻止徒劳，我不会停下来赚钱讨谁欢心！
    我虽从小省吃俭用，但我能付费将素不相识的被车撞翻的路人送医救治，能为求助的残疾人捐出舍不得花的钱，我能为流浪者捐助饭钱，我能为深圳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发压岁钱，我能给怀着梦想的歌手捐出一份鼓励，我不太计较借出的钱能不能偿还……我既如此，作为兄长，还能亏待你吗？我又亏待过你吗？你我都是40多岁成年人，我们都有自己的人生，你有什么资格怨恨我？关键时刻卡我的脖子？难道我给母亲存的这些钱现在视为你的吗？我不临时周转一下吗？
    我恨万恶的中共匪帮！它能使父母、兄弟、骨肉相残，它能使亲戚朋友熟人反目成仇，它能让大部分人成为冷血动物！它能让人间一切美好的情感空前绝后地功利化！
    我虽不定期留给母亲一些生活费，但母亲明说了：舍不得用，都尽量为弟攒着。我也当即表示：“您爱怎么处理我都没意见！而且您也是为了这个家，我只是尽了自己的孝心，谁叫我是长子呢！”我想我能献身民主，还能不接济兄妹么?而且这些年为了民主，我也常常自责没有尽到长兄之责。
    然而我回家相聚时发生过的不愉快处境，多次让我想到了舜。尽管舜很孝顺，舜的父兄们却一直为难他，但舜并不在意，我也时常以舜劝慰自己：孤奋更能成才。
    再多的艰难也都挺过来了，这些算得了什么！不，前面还有更险恶的阵式等着我，容不得出神，起锚！……

张志新惨遭强暴凌迟割喉兽刑昭示：毛共不灭天理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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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志新（1930年12月5日－1975年4月4日），女，天津人，因在文化大革命中批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极左而成为著名的持异议人士[1]。她的监禁生涯从1969年到1975年一共持续了六年，直至被残酷处死[2]。她后被中共平反，并被追认为烈士。
   张志新并不是反共人士，相反，她是忠实的共产党员。她认为毛泽东违背了（她所理解的）马列主义。在监狱中，她仍然坚持自己是共产党员，这也就是她被追认为烈士的原因。[3]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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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生平
   2 言论观点
   2.1 部分言论
   3 对张志新的争议性研究
   3.1 强暴说
   3.2 婚外情说
   4 注释与参考文献
   5 外部链接

   [编辑]生平
   张志新出生于天津的一个大学音乐教师家庭，父亲曾参加过辛亥革命。
   1950年于天津市第一女子中学（现天津市海河中学）毕业，到天津师范学院教育系学习。朝鲜战争爆发后，她正在河北师范学院读书。张志新响应中共“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军事干部学校学习。
   1950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时认识后来的丈夫曾真。1951年1月，部队急需俄语翻译，张志新被从部队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俄语。
   1952年提前毕业，在该校俄语系资料室工作。那时，曾真任人大哲学系团委书记。1955年国庆，他们喜结连理。195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他们夫妻同时被调往沈阳工作，均为中共辽宁省委机关干部。他们育有两子女。张志新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时，女儿曾林林12岁，儿子曾彤彤3岁。
   1969年9月18日，张志新因反革命罪名被捕。之后张志新写下遗书，准备自杀。被发现后，严加监视，并召开批斗会，批判她“以死向党示威对抗运动”。法院下达的离婚判决书送到监狱，张志新平静地说：“离不离婚，对我来说已没有什么意义了。” [4]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谢越1979年接受陈禹山采访时回忆：省高院军管会把张志新案首先给一处副处长高振忠审。高振忠认为“毛主席指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张志新是动口不动手的，不搞破坏的。在组织会议上，党员在党的会议上发表自己的看法，构成犯罪吗？要判张志新劳改。”他考虑判两年以上有期徒刑，经研究得到认可，誊抄审判意见稿时把刑期改为15年。但是张志新在关押期间谩骂监狱长。喊出“打倒毛泽东”的反动口号。此事惊动了辽宁省最高负责人、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陈发话：“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于是改判张志新无期徒刑，投入沈阳监狱强迫劳动改造。1973年11月16日，犯人参加一次批林批孔大会，报告人批判林彪推行“极右路线”时，此时精神已失常的张志新站起来喊：“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 因此被认定“仍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在劳改当中又构成重新犯罪”，被提请加刑，判处死刑，立即执行。1975年2月26日，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审批张志新案件。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毛远新等17人。会上，蔡文林作了《关于现行反革命犯张志新的案情报告》。会议中毛远新发表了他的意见说，“在服刑期间，这么嚣张，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
   1975年2月27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遵照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给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文件：“你院报省审批的张志新现行反革命一案，于1975年2月26日经省委批准处张犯死刑，立即执行。希遵照执行，并将执行情况报给我们。”
   3月6日，监狱有人提出，张志新“是否精神失常”的问题，并向上级报告。3月19日，上级批示：“洪××同志不考虑，她的假象，本质不变，仍按省委批示执行。”张志新在行刑前经过多日“小号”（一种只能坐，不能躺卧的特小牢笼）的折磨，已经被逼疯，用馒头沾着经血吃，坐在大小便里。
   张志新于1975年4月4日在沈阳市东陵区大洼刑场被执行死刑。另外一名表达赞同张志新言论的党员被判处18年监禁。
   1979年3月，中共辽宁省委（时任仲夷为第一书记）为她平反，并追认为烈士。[5]
   [编辑]言论观点
   [编辑]部分言论
   过去十年，有人看我们现在和党的领袖的关系，就像我们现在看以前的人信神信鬼一样可笑，像神话一样不可理解。无论谁都不能例外，不能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对谁也不能搞个人崇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毛主席也有错误……[6]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以来，及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前的各个历史阶段中，毛主席坚持了正确路线。尤其是，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树立了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毛主席在党的历史发展中的丰功伟绩是不容否定的。但我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毛主席也有错误。集中表现于大跃进以来，不能遵照客观规律，在一些问题上超越了客观条件和可能，只强调了不断革命论，而忽视了革命发展阶段论，使得革命和建设出现了问题、缺点和错误。集中反映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些问题上，也就是三面红旗的问题上。”
   对“三忠于”、跳“忠字舞”，她说：“过去封建社会讲忠，现在搞这个干什么！搞这玩意干什么！再过几十年的人看我们现在和党的领袖的关系，就像我们现在看从前的人信神信鬼一样不可理解。”“无论谁都不能例外，不能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对谁也不能搞个人崇拜。”[7]
   [编辑]对张志新的争议性研究
   [编辑]强暴说
   据称，张在监狱时曾受到非人虐待甚至强暴。[3] 1969年9月24日，张志新被捕入狱，先判处无期徒刑，后改判死刑。在狱中被背着18斤背铐，拖着脚镣，多次被打，头发几乎被拔光；又被人强奸、轮奸无数次；在一个仅能坐立的小牢笼里精神崩溃。在临刑前的1975年4月4日上午10时12分，被几个大汉按倒在地，在颈背垫上一块砖头，不麻醉不消毒，用普通刀子割断喉管。她在痛苦中咬断了自己的舌头。一个女管教员同时惨叫一声，昏厥在地。
   [编辑]婚外情说
   有言论表示，张之所以在狱中做出反常言论，自杀前的家书中还称“毛主席万岁”，到后来“油炸毛泽东”，是由她多次与文艺界以及党校教员婚外情甚至有私生子引起，在狱中内疚只想自杀。甚至从张志新档案中的家书中对丈夫忏悔“十几年我对你没疼没爱，犯过的错误已结束了”。

致中共无期囚徒王炳章博士公开信（营救王炳章14）

作者：辛灏年（注：文中自救联军有插入注解）

http://www.huanghuagang.org/hhgMagazine/issue05/gb/2_1.html 

王炳章博士：

　　此时此刻，我不想向你致以任何世俗的问候。我深知，对于一个身陷“巴士底狱”的正义者和不幸者，对于一个早已不害怕将牢底坐穿的民主革命家来说，你不需要这个。因为你不会崩垮的意志，从未中断的追求，已经使你无需再汲取任何世俗的力量，来面对那个酷似欧洲中世纪教权统治的“北京洋教政权”了。仅仅是在几天前，你面对“邪教审判”，曾高声呼喊“中国的民主一定能够胜利”，亦已证明我对你认知的正确。

　　然而，我却要给你写下这一封信。我要告诉你，当你被当代、甚至是历史上最黑暗的统治机器判处终身监禁的消息传来时，当全世界正派的华人，都不得不陷入愤怒或痛惜之中的时候，在纽约“抗议中共陷害王炳章博士”的大会上，我，一个根本不是民运人士的文化人，你的一个最普通的朋友，一个熟人，究竟为你说了些什么？

　　我要告诉你的是，我几乎是含着眼泪，向着你稀少的战友，众多支持你的华侨，所说的，实在是已经在我的心里埋藏得太久太久的话。这些话，倘使你如今不是身陷囹圄，恐怕一个学者专家的清高和矜持，一个普通朋友害怕是非的恐惧心态，一个知识分子常有的瞻前和顾后，依然要逼迫我欲言又止。

　　王炳章博士，我在那个声援你的大会上承认，我是在听够了你的坏话、甚至是听够了对你的糟蹋之后，才有“缘份”与你相识的。但我承认，当你第一次和朋友来看我时，我还是感觉到：这人，从他的举止、谈吐、修养和风度来看，还真有点“革命领袖”的作派呢。

　　此后，我们见面的机会虽然并不多，但我还是渐渐地了解了你思想的脉搏，你那传奇式的经历，令人不平的遭遇，还有，就是你的意志──一种怎样颠扑不破的意志啊！

　　所以，我在纽约营救你的大会上所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王炳章具有许多知识分子所没有的卓越品格。

　　因为我将心比心，将己比你，便使自己深深地感觉到：你思想胆大，行动也胆大；而我则是“思想胆大，行动胆小”。就像我只敢辨识“谁是新中国”，证明孙中山先生创建的中华民国才是一个真正的新中国，指斥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过是民国史上的一段“乱世和恶世”，是一次“全方位的专制复辟”──虽然是在“革命的名义”之下，但是，我却不敢像你那样，一旦真理在手，就会立即投身到号召“重建中华民国”的伟大民主革命实践中去……

　　你绝不害怕是非缠身，敢于脚踏惊雷；而我面对是非，总是望而怯步。就像我在读完了你题名为《中国民主革命之路》的书稿之后，虽然相当佩服，却只敢婉言谢绝你请我写序的要求，因为我害怕被卷进可怕的“民运是非”之中去。而你，虽然是非缠身十数年，却始终毫无惧色，照样在你那个“背景复杂、是非连天”的阵营内外，横冲直撞，只为了信念和明天，而奋斗不止。

　　你忍辱负重，百折不挠。而我却带着一个文化人似乎荡涤不尽的自尊和清高，难免文人的牢骚和一个知识分子的不平心态，为那个不想要中国的“台湾中华民国和国民党”，对我的长期打压和肆意诬蔑，多少怀有一些怨悱之心。（1）然而，在王若望先生的追悼会上，你所遭遇的“相煎太急”，虽然令人扼腕，事后，在许多朋友都在为你深感不平之时，你却满含泪水，一言不发。此后，也从未表示过一丁点怨恨和不满。就是在那个晚上，我才像是突然地意识到：我虽然听够了别人说你的坏话，甚至是听够了别人对你的糟蹋，但是，却从来没有听到你说过任何一个人的坏话，没有糟蹋过任何一个人，而当我将这个突然的觉悟，告诉给你的许多朋友时，他们都好像是“恍然而大悟”（自救联军注：为了民主革命仗义执言又有错吗？为了民主革命，需要坚决斗争又有错吗？）

炳章，我要告诉你的是，王若望先生的未亡人、我的羊子师母，已经在那个营救你的大会上，向你表示了深深的道歉，明言了她当时实在没有力量来抗拒的“苦衷”；黄景贤先生也当即走上讲台，证明王炳章博士确实没有说过任何人的一句坏话。会后，许多人都聚在一起，为此嗟叹不已。王炳章博士，你难得的品性和人格，终于经受了岁月的检验，上帝还是公正的！

（自救联军注：这是什么话呢——是“没有力量来抗拒”，还是不想抗拒？“没有说过任何人的一句坏话”＝“难得的品性和人格”？为了民主革命仗义执言又有错吗？你不坚决斗争伪劣，伪劣就让你倒下，这是民主与专制两大阵营的殊死搏杀！王炳章以忍让求团结却被废除，致敌群壮大是个失败案例；我们今天反思总结：应当以打倒敌人的方式团结同仁，而不是团结敌人容留祸害，因为当时在斗争中除掉靠搬弄是非混饭的犬特（包括现在有了悔意的林樵清们和一直黑到底的胡平们），也是在民主路上要破的敌阵之一——暗阵。在如此惨痛的教训下，我们就能理解毛贼当年在延安反AB团时的绝杀行动，他们50多年前就论述了革命斗争的残酷性！）

　　今天，我是多么希望你的“那些”战友们，都能够对你捐弃前嫌，积极、真诚地参与到海内外营救你的活动中去，并重新共同为中国的民主自由而奋斗！

　　我在大会上所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王炳章博士与二十年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关系。

　　我首先就开门见山地宣称：你是当代海外中国民主运动的开创者，就是将你称为整个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开创者之一，也毫不过份。因为，无庸讳言的是，一九四九年之后，第一个公然举旗反共要民主的，就是你。这和那些出于对共产党的形形色色“忠诚”，要给那个专制复辟政党以各种各样“建言”，而反遭迫害者，岂但不能“同日而语”，而且不能“同性而论”。

　　其次，我毫不讳言地指出，二十年来，你王炳章算是坚守了真正的中国民主运动、特别是海外中国民主运动的“两大原则”：

　　一个原则就是你只做中国的民运，绝不做美国和其它任何一个国家的“中国民运”；也绝不做那个不认、不要中国的“台湾中国民运”。并且是不给钱不做，给钱也不做！八十年代，你曾向支持中国大陆海外民主运动的蒋经国先生说：“你是你，我是我。你们支持了我们，我们也要保留批评国民党的权力。”九十年代，面对那个不认中国、不要中国的李登辉国民党，你曾义正辞严地告诉他们说：“我们有骨气、有理想的大陆民运人士和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充当你们的特务和线人的。对不起，这种交易，我不能做。”（2）

　　你坚守的另一个原则，就是那两个“绝不可以改变的民主运动立场”。一是爱国主义的立场，二是爱民主义的立场。为前者，你坚持民主运动就是爱国主义运动；中国的民主运动，就是爱中国的民主运动；而爱中国的民主运动，就只能是追求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国家。于后者，则爱民就必须反共。因为共产专制复辟制度，才是中国人民的死敌。我在大会上介绍了你写的那一篇“究竟应该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的文章。我告诉大家，在这篇文章里，你实在已经将中国民主运动应有的爱国爱民立场，表述得异常清楚和明白。

　　我的话为你赢来了一阵阵急风骤雨般的掌声。是的，人民是知情的，华侨是懂义的。你的“真正的战友们”，也是“心有灵犀，一点就通”的。

　　再就是，我在这个营救你的大会上，对十四年前那个太大的“民运是非”，直率地提出了看法。我认为：“一九八九年春天的海外‘倒王事件’，是整个中国民主运动由盛而衰的分水岭”。

　　虽然这个事件既为中共一手策划，又为中共特务一手谋划和发动，但因它利用了海外民运内部的意见分歧，和你在民运工作中难免的缺失，所以，至今没有人敢于在此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进行认真的反思。而我，作为一个非民运人士，并且是历史学者，却认为：由于“倒王”事件，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和相当范围内，极大地扭曲并败坏了你的形象，甚至直到今天，它都在直接地影响着海外民运阵营对你义不容辞的营救工作，所以，我才决心学习你“不怕是非缠身”的勇敢精神，针对着这一“大是大非”，向大家提出了四个问题：

　　一是“倒王”之后，海外中国民主运动是不是越来越团结了？二是“倒王”之后，海外中国民主运动是不是越来越有人气和力量了？三是“倒王”之后，海外民主运动是不是更叫共产党害怕了？四是“倒王”之后，海外中国民主运动是否越来越得到了广大华侨和留学生的支持、参加和援助了？

　　如果对上述四个问题的回答，全是正面的，则“倒王”即便是错的，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因为，如果王炳章一个人受了冤屈，但整个海外民主运动却获得了长足的进步，那就让王炳章委屈去吧──我这样说，想你不会生气。但是，如果针对上述四个问题的回答，竟然全部是反面的，那我这个海外民运的局外人，就不得不问上一问，“倒王”事件究竟是对的，还是错的？

　　我之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绝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我思索了很久的一个结果。因为，当我翻阅了一九八九年之前的全部《中国之春》杂志之后，我所了解到的，八九年前海外中国民主运动的构成成份、正确方向、和生龙活虎的状态，实在与我已经亲眼看到的──八九年之后的海外民运，形成了鲜明的历史性对照。就不说，八九年春夏之交的血腥中国，又曾给海外中国民主运动带来了怎样的“历史契机”啊！然而，九十年代之后的海外中国民主运动，其每况愈下的凄凉景状，竟然只能叫人痛彻心脾……

　　我知道，我说了这话，便是要得罪人的了。但我的话，实在不是针对任何人而来。因为，十四年前的那一场是非，既然已经造成了如此严重的后果与局面，我们就有理由对那一场大是大非，作一个起码的反思和反醒。这不是为了任何人，甚至不是为了你王炳章，而是为了海外中国民主运动能够回到她的正确道路上来。

　　炳章，我要告诉你的是，我的这一段话，并没有赢得一丁点掌声。相反，整个会场，寂静得似乎连掉下一根针头都能听见。不，那不是窒息，而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沉重反思，所必然要有的“无声序曲”……

　　而我说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我称你是当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炳章，你不要骄傲。因为，这并非是在恭维你。而是在告诉大家，你是在经过了惨淡的追寻，和冷静的思考，并且能够将个人的全部愿望，熔入了国内人民的痛苦意志之后，你才开始了对当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倡导和实践。

　　我首先就向大家介绍了你曾说过的一句话。那就是：“为什么对共产党就不能讲革命？”然后，我便就事论事的地问说：“一个政党，无辜地、残忍地、连续地革掉了数千万民命，并且将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一再地推进了痛苦的深渊，而我们，无数被戕害者及其后代，无数决心为自由而战的民主战士，在它于八九年那一次公开的血腥屠城之后，便连对它说一声“革命”，便是错误的？甚至是“有罪”的？

　　天理安在？！

　　至此，我不得不把你的话叙述了一遍。你说过：只要当代那个专制统治者，不宣称永远放弃暴力，并保证不再用暴力来镇压人民及其正当的民主要求，开始信守“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人民就永远不能放弃暴力反抗的权利，特别是“革命的天赋人权”！因为，面对一个不用暴力来镇压自己人民的政权，却要使用暴力反抗，诚然是不理性的；但是，面对一个不仅迷信暴力，而且一贯使用暴力来镇压人民的残暴政权，却要口口声声地对着自己的人民，“念经”一样地高喊大叫着“和平、理性、非暴力”，则同样是不理性的，这无非是在为共产党“拉偏架”！

　　掌声，响亮的，如同一阵汹涌浪涛般的掌声，轰地便震响在整个会场之上。我知道，那可不是给我的，而是给你的……

　　我告诉大家，我和你的交往，仅仅是“君子之交”。至今，你都没有请我吃过一碗牛肉面，而我，至多也就请你吃过一次“印度面包”。但是，我们是在交往中谋求共识，在共识中增进友谊。而作为增进友谊、形成共识之纽带的，也就是那两本书。一本便是你的《中国民主革命之路》，它使我爱不释手；一本就是我的《谁是新中国》，你也确乎是认真地阅读了它。因为，它们，一本是用自己在海外整整二十年的血肉奋斗，才凝就的，志在揭示如何“走通”中国民主革命之路的“真经”；一本则是在国内呕心沥血十数年，才研究写成的，对于历史是非的痛苦辨识。好与坏，有价值和无价值，就都留给别人和后人去评说吧。但在你我之间，这两本书，一本帮助我理解了当代中国民主革命的纯洁理想和正确方式，一本则帮助你看清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诡谲风云，和一个胜利者精心编制的历史谎言。作为革命家的你，终因蓦然回首，而断然地选择了那一条“既有传承、又有发展”的正确历史道路，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曾开创成功、却至今没有完成的中国民主建国之路。自此，由《谁是新中国》所辨识的历史是非，终于在你的心里，展现了当代中国民主建国的明确道路，一曲《重建中华民国》的响亮之歌，岂但使得“谁是新中国”的辨识者肝肠一震，而且，它那嘹亮的呼喊，更是震响在“黄花岗”先烈们那一座座斑驳脱落的石碑上空……倡导者的聪慧，实践者的坚韧，由此而集你于一身。而今，当你深陷“巴士底狱”，就侧身在黄花岗烈士陵园之时，（3）你可听见烈士们的英魂，正在向你呼叫着怎样的期望吗──

“你要把那牢底坐穿！
“你更要将那复辟了专制的洋教朝廷坐翻！
“…………”

　　炳章兄，你听真切了吗？

　　王炳章博士，我曾不止一次地向你表明：我有明了是非之心，但不敢涉足是非；我有民主革命之识，却不敢身体力行；我有对真正反共民运的同情和支持，又总是踟蹰、徘徊在它的惊波险浪之外──文人的毛病啊！知识分子的苟且啊！

　　但是，在这个营救你的大会上，我却要真正开始学习你的精神，勇敢地讲出真话，大胆地匡正是非，责无旁贷地宣称了自己对历史的期望，那就是──

　　在孙中山先生的旗帜下，走王炳章博士的道路，将伟大的中国国民革命推向最后成功！

　　一阵惊雷般的掌声，真的将我的心和众多华侨的心熔化在、激荡在一起了……

　　王炳章博士，走笔至此，我深知自己也已经躲不过那些“明枪暗箭”了，虽然它们曾射得你满身流血、遍体鳞伤。所以，即便如我所宣誓的那样，恪守本份，永远只做一个文化人，我也将“是祸躲不过”。因为，虽然你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化人，但只因我你，在海外，都仅仅想做国内痛苦民众的“代言人”和“代行人”，都既要反对中共的“暴政一统”，又要追求中国的“民主统一”，所以，我们才被迫共享着“四面楚歌的海外困境”，那就是：

　　共产党恨我们，国民党嫌我们，民进党讨厌我们，“中共民运特务”们要仇视和诬蔑我们。

　　然而，你早就不怕了！我打今天起也不想再害怕了！既然那个曾用人民鲜血涂抹过“红色恐怖万岁”的中共，因为你而“恐怖不已”──既要在境外对你实行“恐怖绑架”，又要是非颠倒地将你诬陷为“恐怖暴力犯罪”，你因此已经为国、为民、为明天而被终身囚禁，我就自然应该铭记古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在当代中国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万难道路上，尽我应尽的心责。

　　炳章，我无法向你表述，当我看见你在狱中写给女儿的信上所写的那一句话时，我深心之处曾涌溢着怎样的感觉。然而，是夜难寐，才有第二天营救大会上的慷慨言词，才有今日笔底的汹涌波澜。

　　炳章兄，保重！

　　你我都要相信，中华人民的好日子就在前头！

愚兄： 辛灏年　 敬致
二零零三年三月三日于美国纽约

注解：
一、1994年从中国来海外报告大陆民间“反思现代史”成就的辛灏年，长期遭遇台湾国民党当权者、台独势力、特别是台湾“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总盟的抵制、打压和诬蔑，他们甚至派出驻外武官在侨界公开诬蔑他是“中共高级特务”，在北美各地抵制海外一些华侨团体（包括三民主义大同盟分盟）邀请他讲演，销毁全美第十四届年会曾一致通过的“邀请辛灏年赴台巡回讲演的签字文件”，销毁辛的讲演录像……。事后因遭到海外众多华侨的质询、甚至指斥，而回称“听纽约民运说辛灏年是中共高级特务，非民运分子”而了之。海外报刊亦曾有报道。原因是辛灏年在他一九九九年十月出版的历史专著《谁是新中国》一书中曾声明：“……本书作者虽然不是一个社会活动家，虽然仅仅是一个学术工作者，但仍然要郑重声明的是：作者在本书上卷所为之辨析和辩护的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只能是那个曾作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并艰难推进了民主建国历程的中华民国，和那个曾创造了、并捍卫过中华民国的中国国民党……而不是一方面企图将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历史传承予以腰斩、一方面则企图诱导整个台湾走上分裂祖国和割断历史之路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如果这样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已在出现、或有可能出现的话。”而这个原则，始终都贯穿于辛灏年的其它著述及其所有的学术讲演活动之中。

二、引自王炳章“重建中华民国”一文。《黄花岗》杂志第二期。

三、作者写这封信前后，王炳章博士正在黄花岗起义烈士陵园所在的广州遭遇第二次“邪教审判”。

倒王多年之后，来自林樵清的一丝忏悔（王炳章15）

   
    引言：林樵清叹道：海外民运的悲剧之一——最致命的敌人往往就是“自己人”……有些人，以前被我误伤的，回过头来想想，他们其实是好人。
   
    王一鸣感言：林樵清终于轻轻地忏悔了。但是，中华民主运动的损失却是极其惨痛的！长达十几年的倒王，没有中共内应的接力发动是不可能成功的，屡遭孤立的王炳章于2002年，率队悲壮出发，终于上演“英雄赴难”之民主革命悲剧。
   
   原题：海外民运，最致命的敌人往往就是“自己人”
 
   贝壳村《清思的日记》转载[ 林樵清访谈录 ] 2007年11月14日 http://my.backchina.com/space-239174-do-blog-id-11044.html
 
    （编者按：林樵清是海外民运最知名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中国自由民主党”、“民联阵-自民党”和“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的主要创办者和领导人，同时，他也是台湾“军情局”、“情报局”最有才干的特派员之一，监控操纵海外民运组织达十六年之久。他是海外第一次倒王运动的主要操控者）
    陈白：台湾政局的变化对海外民运的影响也很大。民进党上台后，魏京生在台湾那边遭到冷落，而王丹、曹长青却很走运，得到大笔经费资助。你是怎么看的？
    林樵清：魏京生失宠是必然的。虽然他也支持台独，甚至说“山东也可以独立”，但是，他过于狂妄自大，没有信用，实在很难进行合作。我们辛辛苦苦为“联席会议”筹款，可是，经费拨来之后一下子全被他拿走了。有了钱，他就把我们踢开，去找黄慈萍同居。
    陈白：据说魏京生在海外民运圈里已经没有人缘，而台湾“国安局”对他的评语是“缺乏做事能力”，只有“文宣”价值。
    林樵清：凡是他看不顺眼的，都被他说成是“共产党特务”，比如徐文立、王希哲、鲍戈、王军涛、王丹，还有我。到后来，他还大骂薛伟、倪育贤、齐墨是“台湾狗特务”。黄慈萍现在的日子也不好过，经常哭得两眼红肿。
    陈白：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一直不给魏京生拨发经费，现在又把王丹、王军涛的《新闻自由导报》的经费停了，是怎么回事？
    林樵清：魏京生的组织（“海外民运联席会议”）过于政治化，美国不便公开支持。《新闻自由导报》的经费被砍，则可能是因为王丹、王军涛在台湾“国安局”那里设有“二王专案”项目，其背景牵涉敏感的情报部门。
    陈白：王丹、王军涛声称《新闻自由导报》是“六四”以后一百多位中国新闻工作者在美国所创立的追求民主自由理想的活动平台，美国方面不应该为省钱而停止资助。
    林樵清：停发经费一事跟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节省开支没有关系。近年来NED经费总额增幅加大，而他们本来拨给《新闻自由导报》才几万美元，仅够吴仁华（编辑）一人的工资。当然，所谓“一百多位新闻工作者”明显是假的，他们总共不过几个人而已。
    陈白：吴弘达的“劳改基金会”和“中国观察”网站，以及刘青、谭竞嫦的“中国人权”理事会和《华夏电子报》，每年都获得NED数十万美元的经费，两者反差实在太大了。
    林樵清：NED主管人员在审核海外民运人士申请资助的项目时，往往会向吴弘达、刘青了解他们的情况。吴和刘不愿意看到别人拿到钱，于是从中作梗，搞一些小动作。“中国发展联合会”和《大参考》电子报本来很有希望获得资助，结果都被刘青和吴弘达破坏了。
    陈白：据说刘青、吴弘达早就与魏京生、王丹闹翻了，在双方的较量过程当中，魏京生和王丹都处于下风，刘青和吴弘达最终赢了这场“资源”争夺战。
    林樵清：民运分子最大的悲哀就是“自己人”往往正是最致命的敌人。《中国之春》曾经拥有台湾来的大笔秘密经费，被徐邦泰、伍凡霸占着，不按章程交出来，还策动分裂组织。后来伍凡、王德耀与徐邦泰闹翻，揪出徐的贪污问题。台湾怕引火烧身，索性断了资助。
    陈白：台湾切断经费，造成他们撑不下去，只好被迫接受台方要求调整人事的方案，随后再继续发放经费，这其实也是台湾方面解决海外民运纷争的措施之一。
    林樵清：是的。民进党政府正是通过这样的方法，将他们所支持的张伟国和王丹分别扶上了《中国之春》和《北京之春》“社长”宝座。目前，台湾扶植的三个重点项目是：薛伟和王丹的《北京之春》、谭竞嫦和胡平的“中国人权”、王军涛和陈破空的“宪政之友”。
    陈白：在美国，法轮功和“藏独”的势力远远超过海外民运，而法轮功发起“退党”活动，大有取代海外民运之势，台湾方面肯定也会倚重法轮功，为他们设立相应的资助项目。
    林樵清：海外民运人数不多，全球加起来才一百来人，而党派和团体竟有四、五十个之多。每当他们相互攻击时，总是说对方是“中共特务”，令台湾非常头疼。法轮功没有这样的麻烦事。唐柏桥很聪明，抢在薛伟、刘青之前与法轮功合作，难怪刘青要让倪育贤、陈破空去对付他。
    陈白：说到底，民运内部每次吵架都是为了争“资源”。只有显示自己是“主流”，别人是“非主流”，这样才能够得到经费资助，才能够保护既得利益。
    林樵清：刘青是这方面的高手。他把魏泉宝安插在“正义党”里，把陈破空安插在魏京生身边，把唐柏桥安插在王丹那里，后来又把陈破空安插在彭明那里，安插到王军涛和王丹那里，目的都是为了探听消息和挑拨离间，最后设法让他们全都玩完，落光羽毛不如鸡。
    陈白：徐水良把民运分为“流氓民运”、“正派民运”、“特务民运”、“主流民运”，并且说海外民运各组织已经被中共所领导，一半以上的人都是“共特”，是否言过其实？
    林樵清：先把别人说成特务，那么自己肯定就不是特务了；先把别人说成是流氓，那么自己肯定就很正派了；既然别人都有问题，那么自己便是民运的“主流”或“核心层”了。徐水良的逻辑大概就是这样的吧。当然，徐水良主要还是受了刘青、薛伟的利用。
    陈白：借徐水良的那张脏嘴去诋毁众多知名人物，是刘青、薛伟的高招。有时候刘青还利用陈破空，薛伟还利用张菁，去诽谤、诬蔑他人。可见民运“这潭浑水不好趟”。
    林樵清：其实刘青、薛伟从来就没有把徐水良当“朋友”看。徐当了“民联”的“主席”，而且还是“民运理论家”，却进不了“北春”的班子，即使在“机关刊物”挂个名也不许；此外，“中国人权”和“公民议政”都不许他进。凡是薪水高的、可出名的都没他的份。
    陈白：徐水良还说《世界日报》是中共的喉舌，往往它捧谁，谁就一定有问题，它贬谁，谁就是“真朋友”。他一再指责《世界日报》报道鲍戈、谢万军、“正义党”消息。
    林樵清：徐是民运代表人物，不料他到美国的消息，《世界日报》只在次要的版面作简短报道。相反鲍戈老母去美国，《世界日报》却重复报道，先是报道她获得护照，后来曾慧燕又写长篇报道说鲍母即将来美，最后又刊登了鲍母在机场与儿子拥抱的彩色大照片及报道。
    陈白：我不太相信《世界日报》是“中共的喉舌”。当年，台湾李登辉政府资助王若望召开“民联”、“民阵”合并大会的八万美元，就是通过《世界日报》报社分两次拨发的。
    林樵清：曾慧燕报道鲍戈祝贺北京申办奥运成功时，用了大篇幅和大标题，而把魏京生、吴弘达及“学自联”反对申奥的消息，只作了插叙，一笔带过。不过，我想《世界日报》这样处理自有他们的道理，新闻是他们的专业。曾慧燕总不会是“中共特务”吧。
    陈白：唐柏桥也在《大纪元时报》上说《世界日报》“亲共”。这使我想起以前徐邦泰的一句话----“没有世界日报，就没有海外民运。海外民运实际上是‘世界日报民运’。”
    林樵清：《大纪元》当然巴不得借唐柏桥之口去攻击《世界日报》。但是民运人士这样做，其结果是以后很难得到许多中立媒体的同情。刘青、张伟国、胡平、林保华、张先樑是《大纪元》的编委、顾问、专栏作家，他们为什么不亲自出头？得罪《世界日报》没好处。
    陈白：徐文立出来后搞了个“民主党流亡党部”和“中国民主政党联盟”，好像也没有做出什么富有成效的事情来，也没有能够整合海外的“中国民主党”。
    林樵清：要从台湾搞到钱，先得建一个组织，立一个项目。徐为了争得资源，明知道薛伟是台湾“军情局”特工，却仍把“政党联盟”的实际控制权交给薛，是很不道德的，等于出卖了“联盟”。薛伟主要是想通过“联盟”来抵消魏京生的“联席会议”，与徐一拍即合。
    陈白：照常理说，薛伟目前应该着重扶持王丹，怎么跑去徐文立那边？当初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在中国被判刑，他的《北春》美国版却拒绝在封面上刊登他们的像片。
    林樵清：薛伟和刘青其实都不愿看到王丹扩展影响，担心被他夺去资源。王丹乱搞同性恋的内幕，其实就是他们抛给台湾《TVBS》周刊的。手法如同当初刘青搞臭魏京生一样----刘把有关魏的负面消息抛给《华尔街日报》记者，结果魏被世人看作是一个精神病人。
    陈白：您是支持魏京生组建“海外民运联席会议”的，而且，据说以前您和魏京生的妹妹魏玲合作得很默契，现在你们之间还有来往吗？
    林樵清：海外民运的风波使我寒心，我已决定彻底隐退，安享晚年。有些人，以前我把他们当朋友，可是他们却在背后捅刀子；有些人，以前被我误伤的，回过头来想想，他们其实是好人。魏玲与尉小鹏比较亲近，本来，我们只是工作关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