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正义自救联军成员退伍军人林朝晓的反共誓言

      

海南省琼中县退伍军人：林朝晓

    我和一批战友们于1998年退伍，不久便参加海南省安置办主办的电力有限公司录用考试，我获得第四名。由于只取前三名，所以没能被录用。

但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知被录取的前三名中有我的战友陈建州，而陈建州不是非农入伍规定的指标范围，不符合报名和安置条件。他可能另找门路就业电力公司了，显然不应在三个计划指标之内。因为我们是按照招考的规定文件公开竞争就业的，既然如此，电力公司就应当修正错误，通知我上班。

我为此进行了及时申诉，找到海南省安置办，要求电力公司纠正错误，安排就业，但相关单位却一直未能落实。我申诉，并不是想要战友陈建州失去工作，我的目的只想得到本应属于我的正当工作；我认为自己与他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这是电力公司的不公所造成的过失。

尽管我不想因此影响到战友之间情谊，但海南省电力有限公司人事领导邢大东却以保住陈建州的分配指标来刻意刺激我，企图将他们的错误安置，转化成我战友之间的对立竞争裂痕，却不对我作出合适的安置，他们还让琼中县供电分公司领导阻止我上访。

中共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我军人的血性，我多次和他进行面对面的战斗，十多年来我没有消停过，抗争一次比一次激烈；但终因寡不敌众，我林朝晓亦多次被中共公安机关警告阻止、行政拘留，刑事拘押！这些事简直成了我生活的家常便饭。他们串通一气，不仅违规剥夺了我的正式工作，还非法剥夺我的正常生活、人身自由和正当权益！

十四年后的今天，由于我实施了对电力公司那伙歹人的报复行动，让一些害我的邢大东们恶梦连连，公安到处抓我，我仍不得不在逃亡的旅途中生活！借此机会，我得感谢好心人和战友们在艰难时刻的收留和救助！他们的生存困境，我也感同身受。

就在前不久，我尊敬的奶奶因此伤心过度，突然辞世，我却没能见她老人家最后一面……

新仇旧恨，艰难生活，逃亡人生，激起了我巨大的仇恨，我一个血性男人竟落得如此穷途末路，谁能给我们出路？我在悲愤中面对苍穹怒吼，然而苍天无语！我由恐惧压抑变得异常愤怒，共产党，我操尼妈，我要与你血战到底，不推翻万恶的中共政权，誓不罢休！

我已走出恐惧，重新恢复了作为一名真正的战士走向战场的勇气：前面面对的既是死亡，同时更是新生！中共匪帮用黑暗现实激发了我这名和平时期的战士，现在我要用他们教我走向战场的那套方式去对付他们，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啊，中共自己用人间的血和泪锻造了无数个新时代的掘墓人！

我的战友们，大多数都与我遭遇相似，我有幸在一年前加入了中华正义自救联军，此刻更是感觉到联军的反共文章正是我想说的：路在何方？谁又能帮我们？我明白了，路就在自己的脚下！我们靠互助自救！自救者天助！否则就是等死，等来更大的屈辱！

我决定告别小打小闹，单兵作战的不利困境，这样逃亡下去没有尽头，隐忍也是看不到希望的！我已开始着手组成队伍，决心绝地反击，向这帮该死的狗党们讨还公道！

战友们，起来吧，我们一起行动吧！

联军通讯：六四抗匪，捣毁装甲；转战夜郎；再传佳话

作者：李老师 （毕业于南京大学，64抗共行动者，中华正义自救联军贵州瓮安铲共组织负责人）

我出生在江苏省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抱着改变自己、改变祖国的理想，1982年我考入了中国南京大学经济学系，并于1986年8月11日分配到中共国务院直属商务部工作。但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秩序混乱、物价飞涨、官倒横行、政治封闭、民怨载道的上个世纪末期，中国大地上终于爆发了一场参与人数最多、影响深远的六四学生运动。

1989年3月初，我投入到了学生运动之中。每天下班之后，我都要带领我司的青年同仁到北京大学的三角地、清华园，支持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自治组织。自北京邓李集团“四、二六”社论发表后，我亲身参加了北京东、西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的游行示威和抗议斗争，在当局宣布戒严的严峻形势下，我带领青年们到北太平庄、公主坟和六里桥等地，深入到士兵当中，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要求他们不要听从镇压指令，不要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兄弟姐妹和同胞百姓。在全国爱国学生聚集天安门广场绝食期间，我天天都给学生们送馒头、饮料和汽水等物品，并向周围群众宣扬民主思想，并有幸协助中国工艺美术学院的同学们在天安门广场上树起了中国大地上的第一座“自由女神像”。

1989年6月3日晚，我送女友回朝阳门外大街后，在建国门立交桥下看到一辆无线通讯装甲车在建国门大街横冲横冲直撞，恣意冲压我百姓自行车和交通护栏时，我怒火中烧，便自发地对贼车进行阻击。10点30分左右，贼车终于被我和群众、学生们用钢条和交通护栏卡住了履带，并最后在天安门广场正门前东南侧中华华夏华表前熄火，敌师长和一名通讯兵狼狈逃出，后被学生们送往医院。我和学生们一起爬上了贼车庆祝胜利。

此时，北京西长安街到复兴门外大街已经是浓烟滚滚、乒乓作响，开始我还以为是爆竹之声，正在我惊疑之间一位学生告诉我，他们开枪了，于是我便迅速组织学生们向天安门广场撤退。晚12时，我从人民大会堂后面的小道摸到了西单路口，我的同事告诉我，我们已经无法回到路北侧了。

大队敌装甲车过来，我从楼顶跳到了西单路大街，和同学们一起爬上了一辆敌车，并要求士兵门在执行射击命令时“枪口抬高一尺”。

4日凌晨1时，我和学生群众在西单路口东200米处成功击毙敌连级指挥官一名，他的六.四式手枪沾满了我百姓鲜血，他罪恶滔天，死有余辜。4日晨5.30分天安门广场的野蛮清场基本结束。

面对着广场上的熊熊大火和滚滚浓烟，我毅然加入到了人民大会堂北侧的由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人墙，并和喊着“杀”声唱着“杀”歌的敌士兵和坦克对峙一小时左右，随后我不幸中了敌扔出的催泪瓦斯弹，在故宫南侧红墙下昏迷一刻，难以喘息。早晨6时，我使尽全身的力气，爬到了六部口，见到了共军最血腥的暴行----在敌坦克的履带下，四、五名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学生们瞬间成为了肉饼。晨6时45分，敌直升机已在北京上空盘旋，我又和一些群众去到了复兴门外大街，并成功烧毁敌20多辆装甲运兵车之后，我撤回到了西单路口的机关大院。

我受到了共匪的严厉清算。共产党，我操妮妈！1998年9月，我终于下定决心脱共，并在南京、安徽一带揭露六.四真像；2003年至南京、2005年转广西、2006年赴南京，我先后三次遭共党公安部门短期关押。2006年，我来到了中国最贫穷落后的贵州，继续揭露共党的邪恶本质和六.四暴行。

在贵州，我先后在黔北、黔东南的瓮安、雷山、黎平、榕江、从江等地活动，并和我的兄弟们联络本地的生意同行成立了“贵州XX宾馆行业协会”和贵州XX娱乐行业协会“，数次和共党的暴政执法机关——公安消防大队、税务部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抗拒了敌匪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维护了一大批业主的生存空间和宪法赋予我们的基本权利。很多业主，从我们的斗争中看到了希望，纷纷加入了我们自己的组织，现在已经有会员120多名。

这里是夜郎国度！我们坚信：大陆若不能先行民主，夜郎国必先争取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