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之伟大性在于它是否能产生卓越的政治家，其政治家的卓越与否就在于他是否具备超凡脱俗的预见力和决策力。
预见力体现一个人思想理论体系独创性、先进性、正确性、完整性、前瞻性、以及对时局的洞察力，全面的分析力，精准的鉴别力，正确的判断力，还有力排众议的论述力。而决策力则是将前者应用于现实的而作出的策略决定，这两种秉赋是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完美结合的产物，故此才能成就其卓越。
在管理活动中，我们常说，事前预防水平高，事中控制能力强，事后处理补救晚，管理层次之高下立见分晓，能够充分运用这套体系并达到实效的管理者才能算优秀。不过还是以创建这套体系为能力最强，这也彰显了领袖人物的作用，优秀人物注重运用体系产生实效，执法机构重在事后的依法界定和结果处理；但贤者非圣，都难免出错，为避免正确的预见和决策也会在执行过程中铸成大错，由此也产生了PDCA戴明循环全方位管理体系，一个都不能少！所以才有事中的控制和事后的纠正，这套以预防为龙头而创建的完整管理体系才可以保证人人成为贤者，个个成就不凡。
这是企业管理的防控体系，显得微观一些；但社会就复杂多了，我们对于思想理论体系的独创性、先进性、正确性、完整性、前瞻性、以及对时局的洞察力，全面的分析力，精准的鉴别力，正确的判断力，还有力排众议的论述力就更难把握了。盲人摸象的论述者比比皆是，见仁见智，很多人莫衷一是，从中淘出精英实在是困难，这就需要我们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不断有人脱颖而出，并产生领袖集团领导群雄前进。
一个正确的预见，正确的决策，正确的执行，还能产生正常的结果，这都来之不易。但往往有人偏偏不以为然，会以另一种“如果性”的决策来比较，并始终不放弃找机会求证，这就是缺乏预见力的“试错”——人类的悲剧总是在试错中产生。例如中共的前四次反围剿和第五次反围剿，卓越的思想家革命家毛泽东就被自高自大的洋顾问留学生集体糟蹋，最后使红军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这才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
毛泽东是一位卓越的革命思想理论家军事家，但并不是卓越的政治家，他脑子里尽是封建社会的三国演义，隋唐演义，二十四史，帝王之论朗朗上口滔滔不绝，并没有当代世界先进的民主政治理念。新政权建立后，还以为人民只是些没有个性的机器，集中运用就会有意想不到的创举。毛只有破的精妙，没有立的卓越，对人性的复杂性缺乏全面准确的论断，也就是没有一套治世理论，所以他超常的决策力只能是巨大破坏，最终归于失败。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自始至终就是一个破坏者。
与毛相比，印刷工邓小平没有一点儿政治理论，没有丝毫的预见力，却有决策力，他决定对人性放纵，于是产生了不负责任的“摸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领土纠纷有子孙们去解决”等说词，其产生的罪孽却是由苦难的民族来共享。邓小平被国际社会准确地评价为实用主义者，是就是本思想家所划分的原生态的混沌的实用派（正义派/实用派/反动派三派中最世俗的派别）。
我们只要看看200多年前，美国的开国先贤们杰斐逊、亚当斯、汉密尔顿、麦迪逊、富兰克林为美国设计的蓝图，其精明的预见力和决策力就明显地昭示出这个民族的伟大性，美国能同时共生五贤，实为美利坚之幸，亦为人类社会之幸。
世界仅属于西方吗？伟大也仅属于西方吗？这个巨大的问号无时无刻不压在中华民族的心坎，我们何时才能挥去沉重，彰显伟大，成就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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