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中共无期囚徒王炳章博士公开信（营救王炳章14）

作者：辛灏年（注：文中自救联军有插入注解）

http://www.huanghuagang.org/hhgMagazine/issue05/gb/2_1.html 

王炳章博士：

　　此时此刻，我不想向你致以任何世俗的问候。我深知，对于一个身陷“巴士底狱”的正义者和不幸者，对于一个早已不害怕将牢底坐穿的民主革命家来说，你不需要这个。因为你不会崩垮的意志，从未中断的追求，已经使你无需再汲取任何世俗的力量，来面对那个酷似欧洲中世纪教权统治的“北京洋教政权”了。仅仅是在几天前，你面对“邪教审判”，曾高声呼喊“中国的民主一定能够胜利”，亦已证明我对你认知的正确。

　　然而，我却要给你写下这一封信。我要告诉你，当你被当代、甚至是历史上最黑暗的统治机器判处终身监禁的消息传来时，当全世界正派的华人，都不得不陷入愤怒或痛惜之中的时候，在纽约“抗议中共陷害王炳章博士”的大会上，我，一个根本不是民运人士的文化人，你的一个最普通的朋友，一个熟人，究竟为你说了些什么？

　　我要告诉你的是，我几乎是含着眼泪，向着你稀少的战友，众多支持你的华侨，所说的，实在是已经在我的心里埋藏得太久太久的话。这些话，倘使你如今不是身陷囹圄，恐怕一个学者专家的清高和矜持，一个普通朋友害怕是非的恐惧心态，一个知识分子常有的瞻前和顾后，依然要逼迫我欲言又止。

　　王炳章博士，我在那个声援你的大会上承认，我是在听够了你的坏话、甚至是听够了对你的糟蹋之后，才有“缘份”与你相识的。但我承认，当你第一次和朋友来看我时，我还是感觉到：这人，从他的举止、谈吐、修养和风度来看，还真有点“革命领袖”的作派呢。

　　此后，我们见面的机会虽然并不多，但我还是渐渐地了解了你思想的脉搏，你那传奇式的经历，令人不平的遭遇，还有，就是你的意志──一种怎样颠扑不破的意志啊！

　　所以，我在纽约营救你的大会上所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王炳章具有许多知识分子所没有的卓越品格。

　　因为我将心比心，将己比你，便使自己深深地感觉到：你思想胆大，行动也胆大；而我则是“思想胆大，行动胆小”。就像我只敢辨识“谁是新中国”，证明孙中山先生创建的中华民国才是一个真正的新中国，指斥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过是民国史上的一段“乱世和恶世”，是一次“全方位的专制复辟”──虽然是在“革命的名义”之下，但是，我却不敢像你那样，一旦真理在手，就会立即投身到号召“重建中华民国”的伟大民主革命实践中去……

　　你绝不害怕是非缠身，敢于脚踏惊雷；而我面对是非，总是望而怯步。就像我在读完了你题名为《中国民主革命之路》的书稿之后，虽然相当佩服，却只敢婉言谢绝你请我写序的要求，因为我害怕被卷进可怕的“民运是非”之中去。而你，虽然是非缠身十数年，却始终毫无惧色，照样在你那个“背景复杂、是非连天”的阵营内外，横冲直撞，只为了信念和明天，而奋斗不止。

　　你忍辱负重，百折不挠。而我却带着一个文化人似乎荡涤不尽的自尊和清高，难免文人的牢骚和一个知识分子的不平心态，为那个不想要中国的“台湾中华民国和国民党”，对我的长期打压和肆意诬蔑，多少怀有一些怨悱之心。（1）然而，在王若望先生的追悼会上，你所遭遇的“相煎太急”，虽然令人扼腕，事后，在许多朋友都在为你深感不平之时，你却满含泪水，一言不发。此后，也从未表示过一丁点怨恨和不满。就是在那个晚上，我才像是突然地意识到：我虽然听够了别人说你的坏话，甚至是听够了别人对你的糟蹋，但是，却从来没有听到你说过任何一个人的坏话，没有糟蹋过任何一个人，而当我将这个突然的觉悟，告诉给你的许多朋友时，他们都好像是“恍然而大悟”（自救联军注：为了民主革命仗义执言又有错吗？为了民主革命，需要坚决斗争又有错吗？）

炳章，我要告诉你的是，王若望先生的未亡人、我的羊子师母，已经在那个营救你的大会上，向你表示了深深的道歉，明言了她当时实在没有力量来抗拒的“苦衷”；黄景贤先生也当即走上讲台，证明王炳章博士确实没有说过任何人的一句坏话。会后，许多人都聚在一起，为此嗟叹不已。王炳章博士，你难得的品性和人格，终于经受了岁月的检验，上帝还是公正的！

（自救联军注：这是什么话呢——是“没有力量来抗拒”，还是不想抗拒？“没有说过任何人的一句坏话”＝“难得的品性和人格”？为了民主革命仗义执言又有错吗？你不坚决斗争伪劣，伪劣就让你倒下，这是民主与专制两大阵营的殊死搏杀！王炳章以忍让求团结却被废除，致敌群壮大是个失败案例；我们今天反思总结：应当以打倒敌人的方式团结同仁，而不是团结敌人容留祸害，因为当时在斗争中除掉靠搬弄是非混饭的犬特（包括现在有了悔意的林樵清们和一直黑到底的胡平们），也是在民主路上要破的敌阵之一——暗阵。在如此惨痛的教训下，我们就能理解毛贼当年在延安反AB团时的绝杀行动，他们50多年前就论述了革命斗争的残酷性！）

　　今天，我是多么希望你的“那些”战友们，都能够对你捐弃前嫌，积极、真诚地参与到海内外营救你的活动中去，并重新共同为中国的民主自由而奋斗！

　　我在大会上所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王炳章博士与二十年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关系。

　　我首先就开门见山地宣称：你是当代海外中国民主运动的开创者，就是将你称为整个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开创者之一，也毫不过份。因为，无庸讳言的是，一九四九年之后，第一个公然举旗反共要民主的，就是你。这和那些出于对共产党的形形色色“忠诚”，要给那个专制复辟政党以各种各样“建言”，而反遭迫害者，岂但不能“同日而语”，而且不能“同性而论”。

　　其次，我毫不讳言地指出，二十年来，你王炳章算是坚守了真正的中国民主运动、特别是海外中国民主运动的“两大原则”：

　　一个原则就是你只做中国的民运，绝不做美国和其它任何一个国家的“中国民运”；也绝不做那个不认、不要中国的“台湾中国民运”。并且是不给钱不做，给钱也不做！八十年代，你曾向支持中国大陆海外民主运动的蒋经国先生说：“你是你，我是我。你们支持了我们，我们也要保留批评国民党的权力。”九十年代，面对那个不认中国、不要中国的李登辉国民党，你曾义正辞严地告诉他们说：“我们有骨气、有理想的大陆民运人士和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充当你们的特务和线人的。对不起，这种交易，我不能做。”（2）

　　你坚守的另一个原则，就是那两个“绝不可以改变的民主运动立场”。一是爱国主义的立场，二是爱民主义的立场。为前者，你坚持民主运动就是爱国主义运动；中国的民主运动，就是爱中国的民主运动；而爱中国的民主运动，就只能是追求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国家。于后者，则爱民就必须反共。因为共产专制复辟制度，才是中国人民的死敌。我在大会上介绍了你写的那一篇“究竟应该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的文章。我告诉大家，在这篇文章里，你实在已经将中国民主运动应有的爱国爱民立场，表述得异常清楚和明白。

　　我的话为你赢来了一阵阵急风骤雨般的掌声。是的，人民是知情的，华侨是懂义的。你的“真正的战友们”，也是“心有灵犀，一点就通”的。

　　再就是，我在这个营救你的大会上，对十四年前那个太大的“民运是非”，直率地提出了看法。我认为：“一九八九年春天的海外‘倒王事件’，是整个中国民主运动由盛而衰的分水岭”。

　　虽然这个事件既为中共一手策划，又为中共特务一手谋划和发动，但因它利用了海外民运内部的意见分歧，和你在民运工作中难免的缺失，所以，至今没有人敢于在此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进行认真的反思。而我，作为一个非民运人士，并且是历史学者，却认为：由于“倒王”事件，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和相当范围内，极大地扭曲并败坏了你的形象，甚至直到今天，它都在直接地影响着海外民运阵营对你义不容辞的营救工作，所以，我才决心学习你“不怕是非缠身”的勇敢精神，针对着这一“大是大非”，向大家提出了四个问题：

　　一是“倒王”之后，海外中国民主运动是不是越来越团结了？二是“倒王”之后，海外中国民主运动是不是越来越有人气和力量了？三是“倒王”之后，海外民主运动是不是更叫共产党害怕了？四是“倒王”之后，海外中国民主运动是否越来越得到了广大华侨和留学生的支持、参加和援助了？

　　如果对上述四个问题的回答，全是正面的，则“倒王”即便是错的，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因为，如果王炳章一个人受了冤屈，但整个海外民主运动却获得了长足的进步，那就让王炳章委屈去吧──我这样说，想你不会生气。但是，如果针对上述四个问题的回答，竟然全部是反面的，那我这个海外民运的局外人，就不得不问上一问，“倒王”事件究竟是对的，还是错的？

　　我之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绝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我思索了很久的一个结果。因为，当我翻阅了一九八九年之前的全部《中国之春》杂志之后，我所了解到的，八九年前海外中国民主运动的构成成份、正确方向、和生龙活虎的状态，实在与我已经亲眼看到的──八九年之后的海外民运，形成了鲜明的历史性对照。就不说，八九年春夏之交的血腥中国，又曾给海外中国民主运动带来了怎样的“历史契机”啊！然而，九十年代之后的海外中国民主运动，其每况愈下的凄凉景状，竟然只能叫人痛彻心脾……

　　我知道，我说了这话，便是要得罪人的了。但我的话，实在不是针对任何人而来。因为，十四年前的那一场是非，既然已经造成了如此严重的后果与局面，我们就有理由对那一场大是大非，作一个起码的反思和反醒。这不是为了任何人，甚至不是为了你王炳章，而是为了海外中国民主运动能够回到她的正确道路上来。

　　炳章，我要告诉你的是，我的这一段话，并没有赢得一丁点掌声。相反，整个会场，寂静得似乎连掉下一根针头都能听见。不，那不是窒息，而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沉重反思，所必然要有的“无声序曲”……

　　而我说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我称你是当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炳章，你不要骄傲。因为，这并非是在恭维你。而是在告诉大家，你是在经过了惨淡的追寻，和冷静的思考，并且能够将个人的全部愿望，熔入了国内人民的痛苦意志之后，你才开始了对当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倡导和实践。

　　我首先就向大家介绍了你曾说过的一句话。那就是：“为什么对共产党就不能讲革命？”然后，我便就事论事的地问说：“一个政党，无辜地、残忍地、连续地革掉了数千万民命，并且将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一再地推进了痛苦的深渊，而我们，无数被戕害者及其后代，无数决心为自由而战的民主战士，在它于八九年那一次公开的血腥屠城之后，便连对它说一声“革命”，便是错误的？甚至是“有罪”的？

　　天理安在？！

　　至此，我不得不把你的话叙述了一遍。你说过：只要当代那个专制统治者，不宣称永远放弃暴力，并保证不再用暴力来镇压人民及其正当的民主要求，开始信守“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人民就永远不能放弃暴力反抗的权利，特别是“革命的天赋人权”！因为，面对一个不用暴力来镇压自己人民的政权，却要使用暴力反抗，诚然是不理性的；但是，面对一个不仅迷信暴力，而且一贯使用暴力来镇压人民的残暴政权，却要口口声声地对着自己的人民，“念经”一样地高喊大叫着“和平、理性、非暴力”，则同样是不理性的，这无非是在为共产党“拉偏架”！

　　掌声，响亮的，如同一阵汹涌浪涛般的掌声，轰地便震响在整个会场之上。我知道，那可不是给我的，而是给你的……

　　我告诉大家，我和你的交往，仅仅是“君子之交”。至今，你都没有请我吃过一碗牛肉面，而我，至多也就请你吃过一次“印度面包”。但是，我们是在交往中谋求共识，在共识中增进友谊。而作为增进友谊、形成共识之纽带的，也就是那两本书。一本便是你的《中国民主革命之路》，它使我爱不释手；一本就是我的《谁是新中国》，你也确乎是认真地阅读了它。因为，它们，一本是用自己在海外整整二十年的血肉奋斗，才凝就的，志在揭示如何“走通”中国民主革命之路的“真经”；一本则是在国内呕心沥血十数年，才研究写成的，对于历史是非的痛苦辨识。好与坏，有价值和无价值，就都留给别人和后人去评说吧。但在你我之间，这两本书，一本帮助我理解了当代中国民主革命的纯洁理想和正确方式，一本则帮助你看清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诡谲风云，和一个胜利者精心编制的历史谎言。作为革命家的你，终因蓦然回首，而断然地选择了那一条“既有传承、又有发展”的正确历史道路，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曾开创成功、却至今没有完成的中国民主建国之路。自此，由《谁是新中国》所辨识的历史是非，终于在你的心里，展现了当代中国民主建国的明确道路，一曲《重建中华民国》的响亮之歌，岂但使得“谁是新中国”的辨识者肝肠一震，而且，它那嘹亮的呼喊，更是震响在“黄花岗”先烈们那一座座斑驳脱落的石碑上空……倡导者的聪慧，实践者的坚韧，由此而集你于一身。而今，当你深陷“巴士底狱”，就侧身在黄花岗烈士陵园之时，（3）你可听见烈士们的英魂，正在向你呼叫着怎样的期望吗──

“你要把那牢底坐穿！
“你更要将那复辟了专制的洋教朝廷坐翻！
“…………”

　　炳章兄，你听真切了吗？

　　王炳章博士，我曾不止一次地向你表明：我有明了是非之心，但不敢涉足是非；我有民主革命之识，却不敢身体力行；我有对真正反共民运的同情和支持，又总是踟蹰、徘徊在它的惊波险浪之外──文人的毛病啊！知识分子的苟且啊！

　　但是，在这个营救你的大会上，我却要真正开始学习你的精神，勇敢地讲出真话，大胆地匡正是非，责无旁贷地宣称了自己对历史的期望，那就是──

　　在孙中山先生的旗帜下，走王炳章博士的道路，将伟大的中国国民革命推向最后成功！

　　一阵惊雷般的掌声，真的将我的心和众多华侨的心熔化在、激荡在一起了……

　　王炳章博士，走笔至此，我深知自己也已经躲不过那些“明枪暗箭”了，虽然它们曾射得你满身流血、遍体鳞伤。所以，即便如我所宣誓的那样，恪守本份，永远只做一个文化人，我也将“是祸躲不过”。因为，虽然你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化人，但只因我你，在海外，都仅仅想做国内痛苦民众的“代言人”和“代行人”，都既要反对中共的“暴政一统”，又要追求中国的“民主统一”，所以，我们才被迫共享着“四面楚歌的海外困境”，那就是：

　　共产党恨我们，国民党嫌我们，民进党讨厌我们，“中共民运特务”们要仇视和诬蔑我们。

　　然而，你早就不怕了！我打今天起也不想再害怕了！既然那个曾用人民鲜血涂抹过“红色恐怖万岁”的中共，因为你而“恐怖不已”──既要在境外对你实行“恐怖绑架”，又要是非颠倒地将你诬陷为“恐怖暴力犯罪”，你因此已经为国、为民、为明天而被终身囚禁，我就自然应该铭记古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在当代中国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万难道路上，尽我应尽的心责。

　　炳章，我无法向你表述，当我看见你在狱中写给女儿的信上所写的那一句话时，我深心之处曾涌溢着怎样的感觉。然而，是夜难寐，才有第二天营救大会上的慷慨言词，才有今日笔底的汹涌波澜。

　　炳章兄，保重！

　　你我都要相信，中华人民的好日子就在前头！

愚兄： 辛灏年　 敬致
二零零三年三月三日于美国纽约

注解：
一、1994年从中国来海外报告大陆民间“反思现代史”成就的辛灏年，长期遭遇台湾国民党当权者、台独势力、特别是台湾“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总盟的抵制、打压和诬蔑，他们甚至派出驻外武官在侨界公开诬蔑他是“中共高级特务”，在北美各地抵制海外一些华侨团体（包括三民主义大同盟分盟）邀请他讲演，销毁全美第十四届年会曾一致通过的“邀请辛灏年赴台巡回讲演的签字文件”，销毁辛的讲演录像……。事后因遭到海外众多华侨的质询、甚至指斥，而回称“听纽约民运说辛灏年是中共高级特务，非民运分子”而了之。海外报刊亦曾有报道。原因是辛灏年在他一九九九年十月出版的历史专著《谁是新中国》一书中曾声明：“……本书作者虽然不是一个社会活动家，虽然仅仅是一个学术工作者，但仍然要郑重声明的是：作者在本书上卷所为之辨析和辩护的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只能是那个曾作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并艰难推进了民主建国历程的中华民国，和那个曾创造了、并捍卫过中华民国的中国国民党……而不是一方面企图将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历史传承予以腰斩、一方面则企图诱导整个台湾走上分裂祖国和割断历史之路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如果这样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已在出现、或有可能出现的话。”而这个原则，始终都贯穿于辛灏年的其它著述及其所有的学术讲演活动之中。

二、引自王炳章“重建中华民国”一文。《黄花岗》杂志第二期。

三、作者写这封信前后，王炳章博士正在黄花岗起义烈士陵园所在的广州遭遇第二次“邪教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