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媒体首度披露内幕
台“军情局”为控制“民运”，当年命胡平林樵清围攻王炳章
台媒披露：王炳章/胡平/王军涛/于大海/王丹/李少民/高瞻等民运人物曾与台军情局合作。中华民主正义党认为：只要有利于摧毁中共暴政，与任何反共组织在某方面进行合作都是选择之一，但狗日的蒋家王朝竟然愚蠢地破坏了自家一直念念不忘的中华反共大业，他们无疑再次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
【大公报讯】 据《中国时报》二十四日报道，自蒋匪经国时期，台湾军情局历时二十余年，与从大陆出走海外的所谓「民运人物」接触，前后分别以「移山项目」、「文正项目」、「崑仑项目」、「致广项目」、「致远项目」等四个阶段，刚好也代表了海外民运分子的兴起、转移、发展与没落。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大陆留学加拿大公费生王炳章在美国纽约发起「中国之春」运动，军情局即派员与王直接联系，王也派宁嘉晨来台洽商合作。
台军情局经台国安局核定后，决定以政府名义与「中国之春」秘密合作。一九八三年军情局派翁衍庆上校，（翁衍庆后晋升至中将，并于副局长任内退休），化名「翁远书」，赴美担任联系指导，对内职务是军情局驻美东工作组长，对外职称「君平公司」负责人。
从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五年，是军情局与民运分子合作的第一阶段，主要接触对象是王炳章。军情局每年提供五十万美元活动经费，汇给王虚设的「贯中公司」，另每月支薪一千美元。这个阶段的项目代号称为「移山」，军情局自比「愚公」，希望能藉海外民运分子之力，撼动中国大陆内部社会制度。
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九年，是军情局与民运合作的第二阶段。
拟组政党 被军情局断粮
一九八四年十月，发生「江南案」，军情局驻美情报员奉命撤离，经「国安会」、「国安局」与国民党文工会商议，并报请「总统」核定，自一九八五年十二月起转为文工会接办，当时的文工会主任是宋楚瑜。由于实际工作仍由军情局负责，故翁衍庆借调文工会，但仍具军职身份。
一九八六年五月，美国FBI约谈翁衍庆，指其为军情局驻美代表，希望翁能与美秘密合作，翁未允诺，被迫于两周后返台。
翁衍庆返台后，王炳章趁机坐大，反有意在台湾组党，由于还处戒严时期，不能组党，军情局停止与王合作，切断经费资助，并运作「民联」，阻止王的发展。
一九八八年，海外民运分子分裂，胡平取代王炳章，八月，胡平派林樵清来台与军情局商议，军情局又恢复已停止一年的经费援助。
从一九九○年至一九九三年，是军情局与民运合作的第三阶段。
一九八九年，大陆发生那场风波后，军情局主动与胡平建立「策联」，在大陆积极活动，期间，大陆逮捕十个告密给台湾军情局的间谍，这些人均遭判刑八到十年。
民运分子失作用 遭台遗弃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大海取代胡平，担任民联主席，军情局顺势停止资助民联组织，仅经援「中国之春」杂志。这是军情局第二度中止经费。
从一九九四年到二○○○年，则是合作的第四阶段，亦是合作的尾声。这个阶段，大陆有计划的切断海外民运分子的联络管道，并且释放魏京生、王军涛、王希哲等人，这些人到海外，让民运派系更加复杂。军情局搅进民运分子的「战国时代」。
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机大陆试射导弹，军情局任务改以军事预警情报为重，并大量派遣情报员登陆，海外民运分子的角色，越来越边缘化，终至没落。
民进党执政后，军情局大幅删减民运经费，仅存极少数的个案合作。
2007-9-25
《北京之春》每年为台[军情局]收集250件情报，王丹承认收扁20万美元
综合台湾《东森新闻》等媒体14日报道：陈水扁「国务机要费」弊案所引起的风波仍持续在海外延烧，虽然日前「民运人士」王丹已经承认有收受来自台湾友人的政治捐款，但是他声称事前不知道捐款是来自阿扁政府。但据台湾《自由时报》披露，「北京之春」每年负责为台湾「军情局」收集250件情报，为此「军情局」专门设立「二王项目」和「文正项目」，资助王丹、胡平分管的间谍网络。
继日前王丹接受媒体访问时，间接表示收过数笔来自台湾友人的捐款后，平面媒体近日更直接指出，王丹承认所收受的20万美金，是来自台湾的陈水扁政府。面对这样的报导，王丹就特别在《东森新闻》的访问中，郑重否认他知道捐款的来源，是来自阿扁的「国务机要费」。
此前，曾有人在美国加州的一个公共场所对王丹质询，王丹坚决否认「拿了台湾当局的钱」，还信誓旦旦：不信可以查我的银行账号了。如果陈水扁的贪污案没有爆发，王丹的誓言也许永远不会漏底，某些弥天大谎也许永远不会被揭穿。但陈水扁忽然自身不保了，「国务机要费」里终于露出王丹的名字。在推拖了一阵子之后，他终于公开承认：我拿了那20万美元。
「北春」年供250件情报
2006年3月8日，民进党特意安排王丹、胡平以「外国友好人士」的身份到「立法院」演讲，为不久前陈水扁终止「国家统一纲领」来台鼓气，抗衡外界反对声浪，激励岛内「台独」士气。
王丹和胡平分别是《北京之春》杂社（北春）的社长和主编，据台湾《自由时报》披露，「北春」每年负责为台湾「军情局」收集的２５０件情报，为此「军情局」专门设立「二王项目」和「文正项目」，资助王丹、胡平分管的间谍网络。
众所周知，王丹每月都要定期「进出」台湾。最近记者也爆出他「计划之中的台湾之行」不受影响。人们有理由怀疑：他是否因救驾有功，去台湾领取更多的奖赏去了？
王丹日前辩称，其实资助海外「民运人士」的资金来源本来就很多，但是只要没有特别的政治目的，他们也都不会去询问捐款的资金来源。
台湾“军情局”借重“民运”登陆20年揭秘
中国时报 吕昭隆／ “移山项目”，是军情局与海外民运接触的滥觞。从早期的“移山项目”到中期的“文正项目”，及至后期的“昆仑项目”、“致广项目”、“致远项目”，军情局与民运建立关系，前后历时廿余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刚好代表了海外民运的兴起、转移、发展与没落。
1982年11月，经国时期。中共留学加拿大公费生王炳章在美国纽约发起“中国之春”运动，军情局即派员与王直接联系，王也派宁嘉晨来台洽商合作。
与王炳章“中国之春”合作滥觞
军情局经国安局核定后，决定以政府名义与“中国之春”秘密合作。1983年军情局派翁衍庆上校，（翁衍庆后晋升至中将，并于副局长任内退休），化名“翁远书”，赴美担任联系指导，对内联务是军情局驻美东工作组长，对外职称是“君平公司”负责人。
从1982年到1985年，是军情局与民运合作的第一阶段，主要接触对象是王炳章。军情局每年提供五十万美元活动经费，汇给王虚设的“贯中公司”，另每月支薪一千美元。这个阶段的项目代号称为“移山”，军情局自比愚公，希望能藉海外民运之力，撼动中国内部民主。
1986年到1989年，是军情局与民运合作的第二阶段。
惊传“江南案” 王拟组党遭断援
1984年十月，发生“江南案”，军情局驻美情报员奉命撤离，经国安会、国安局与国民党文工会商议，并报请总统核定，自1985年十二月起转为文工会接办，当时的文工会主任是宋楚瑜。由于实际工作仍由军情局负责，故翁衍庆借调文工会，但仍具军职身分。
1986年五月，美国FBI约谈翁衍庆，指其为军情局驻美代表，希望翁能与美秘密合作，翁未允诺，被迫于两周后返台。
翁衍庆返台后，王炳章趁机坐大，反有意在台湾组党，由于还处于经国戒严时期，不能组党，军情局停止与王合作，切断经费资助，并运作民联，阻止王的发展。
1988年，海外民运分裂，胡平取代王炳章，八月，胡平派林樵清来台与军情局商议，军情局又恢复已停止一年的经费援助。
从1990年1993年，李登辉时期，是军情局与民运合作的第三阶段。
天安门事件 “策联”十人被逮
1989年，大陆发生天安门事件后，军情局主动与胡平建立“策联”，在大陆积极活动。期间，中共逮捕十个所谓的间谍，包括上海的邱麟、宁夏的高晓诗等人。这些人将天安门群众运动情况告知我军情局，均遭判八到十年的重刑。
1991年6月，于大海取代胡平，担任民联主席，军情局顺势停止资助民联组识，仅经援“中国之春”杂志。这是军情局第二度中止经费。
从1994年到2000年，则是合作的第四阶段，李登辉两国论主政，双方合作已近尾声。
这个阶段，中共很有计划的切断海外民运人士与大陆的连络管道，并且释放魏京生、王军涛、王希哲等知名异议人士，这些人到海外，让民运派系更加复杂。军情局搅进民运的“战国时代”。
派遣情报员登陆，合作告终——
1996年，台海危机中共试射飞弹，军情局任务改以军事预警情报为重，并大量派遣情报员入陆，海外民运人士的角色，愈来愈边缘化，终至没落。
2001年民进党执政后，军情局大幅删减民运经费，仅存极少数的个案合作。
2001年李少民、高瞻失事,美曾高度关切
2001年2月，在军情局与海外民运合作荡到低点，并大砍援助经费之际，中共开始动手抓人，在大陆逮捕外籍学者与民运人士，发生李少民与高瞻事件。
面对中共的台谍指控，李少民与高瞻均极力否认，仅承认接受台湾“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经费赞助，单纯从事与两岸有关的研究活动，军情局则保持缄默。
李少民与高瞻案，引起美国高度关注，包括总统与国务卿，都公开对中共喊话。
事实则是，李少民曾与军情局“接触”，高瞻则不曾与我情报员碰过头。
李少民与我军情局接触的时间极早，介聘人是“中国之春”杂志社长王炳章。89年6月天安门事件后，在王炳章安排下，六月底，李少民飞到泰国曼谷，与军情局情报员曹ＸＸ见面。
中共是在2000年底盯上李案，2001年2月11日，赴大陆探亲的高瞻，从北京返美时遭逮捕，有美国公民身分的李少民，则在廿五日由香港进入大陆时遭拘禁。
至于交给李、高档的曲炜，任职中共“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宣传部副部长。曲炜在2000年随团访台时，并且脱队“失踪”过，传闻曾与我情治单位“接触”，并接受新台币十万元的见面礼。曲炜是将中共国台办新任副主任周明伟一份内部讲话资料交给高瞻，于2001年2月遭到拘捕。
李案的发展是，曲炜遭中共以间谍罪判刑十三年，高瞻遭中共以间谍罪判刑十年，随即获准保外就医，驱逐离境。李少民、高瞻被中共监禁约五个多月，均于当年七月获释返美。
由于民运人士均居海外，军情局与民运长年合作，鲜少传出“失事”，李少民案，堪称是头一回。随后，则有王炳章遭中共越境绑架逮捕案。
与军情局合作过的海外民运人士王炳章，2002年7月遭中共监视，同年十二月正式逮捕。情报界不少人认为，王炳章是在越南边境遭中共绑架抓走的。
2003年2月，王炳章在深圳受审，遭中共以间谍罪判处无期徒刑。
根据中共公布的刑事判决书，王炳章搜集的情报内容，包括“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战例选编”等档。
王炳章被捕的过程，相当戏剧化。根据我情治界的说法，中共的说词是，王因涉及一件绑架案，人在广西边境的一座小庙躲藏，被人发现，意外遭捕，唯军情局没人相信，并认为是中共掌握王的行踪，直接派人到越南边境绑架到广西的，绑到中国境内，中共国安单位顺理成章地抓人。
八十七年一月，王炳章曾用化名“楼开文”，自广东珠海潜入大陆活动，并安全出境。
王炳章于失事前，曾托人带信到台湾，要求军情局或国安局资助情报经费。不过，军情局对大陆情报工作，已调整为预警情报优先，对所谓“兵运”或“武装活动”，兴趣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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