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徐沛女士：
您好！
邮件获悉。由于我使用的是大陆中文邮箱，一月前回信时可能被中共自动过滤，最近在博讯栏目也有复回，您可能忙于事务，没空查收。另外我也没搜索到您的白梅空间，无法加入。
感谢您的赏识，接受您的邀请。不过本人有两点不太符合您的空间规范：其一，本人虽面相儒雅，但文章不羁，强烈反共之下，难免脏言秽语，文章虽很生动形象，并非文如其人，可能令人不快；二是本人非宗教信徒，且对宗教持有异议，多次发表对法轮功之不敬之辞。这两点可能会让您为难，甚恐“污染”您的白梅空间，还请权衡利弊。
承蒙抬举，我抽空看了您的一些大作。对您的思想及状况大致有一点了解，这样描述您不知是否准确：您是德籍华人自由作家，法轮功成员，反共的民主女将，也是一只孤雁，还很反感鲁迅先生，您曾受到了反共排法轮功人士的冷遇——我对您的这些描述是否属实？不实之处还请更正。
为了让您及其友人对在下有个基本的了解，我得自我介绍一下本人情况及相关思想，这样民主人士之间交流起来可能更方便把握观点，控制议题——尽管我的情况在《人民思想家文集》中也有零散的交代。现在再不妨简而述之，以便给大家一个综合印象。
1、 本人王一鸣，中共把身份证捣弄成谐音王瑜平，湖北荆州人。人民思想家名号是网友赠与，遂一直沿用至今；在下1964年9月出生，87年大学毕业，工作后又进修经济管理专业。主要工作经历是担任国企/外企/民企等制造型企业高管和咨询管理专家，实业兴国梦破灭后，转向反共民主大业，时间已达二十多年。本人为铲共救国使命而游学广泛：古今中外哲学，宗教、政治、法律、历史、地理、文学，还包括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并长期钻研这些理论，自忖还算得上博闻强记，亦能推陈出新。虽长相儒雅，但生性刚猛，也因此先后遭遇过拘禁，至今漂泊未婚；个人主要活动：维权、反共、写作、经商、足球、棋艺、唱歌等等，先后著有两本书却不能出版，至今也未找到任何反共民主组织——实为一孤鸿。2010年为筹集民主革命资金自办公司，志在组建民主革命联军，不惜一切方式灭共，相关联系方式在《为筹集民主革命基金，人民思想家经商了！》一文中公诸于众。
2、 我之文风似于鲁迅，心怀坦荡，急公好义，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经常流鼻血，当然会像鲁迅一样也有些脏话，对人对事铁面无私——昏聩之人不骂则不醒，罪恶之人不伐则不义。还专门写有一篇称赞鲁迅和孟子的文章（博客中也有此文）：《那些敢于端人碗骂人娘的主儿正是民族的脊梁》。您反感鲁迅先生总是开骂；我则不然，相当推崇鲁迅精神。虽然鲁迅骂的不全对，也会骂错人，因为鲁迅不是圣人，他是暗夜中的勇士。我认为大陆实在缺乏鲁迅精神，社会才如此停滞不前，如果大部分能像鲁迅先生那样愤世嫉俗，中国就不会昏睡至今，还处在暗无天日之中了。相反西文世界能文能武的鲁迅却很多，所以西方社会相应地能够不断进化。
3、 我不赞成把中共的罪行算到马克思头上，这是另类的金蝉脱壳之术，末日的清算开始之前，我们不能让中共及其狗头军师的这种阴谋得逞。您有幸住在德国，而德国近代就出了几个名震世界的大人物：一个康德、一个尼采、还一个算马克思恩格斯，不管他们的著作和思想是否全部正确，但无一不闪烁着思想的火花。现在反共，马克思成了众矢之的，众恶之源，这是不理性的。西方人认为马的理论是锋利的工具，同样是一把镰刀斧头，西方用来匡正社会不公，中共却要拿它去杀人越货，谁也不能把中共的深重罪孽转嫁到他人头上，不能要洋人马克思顶罪！西方也没有把纳粹的罪行算到马基维亚利、康德、马克思、尼采等人头上，一码归一码。
中共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等说教都是挂马头卖毛鞭的把戏，中共的统治术，根本不具马克思及其社会主义的公正内含，只挂了个招牌而已，人们已慢慢醒来，现在中共再说搞的是社会主义，老百姓还会认账吗？当然是笑话啦！土匪罪行借哲人的语言进行开脱，哲人的学说也有罪吗？扯淡！我们不要被转移了视线和焦点，冤有头债有主！
4、 现在我就来谈谈宗教。我不信任何宗教，也不入宗教性的团体。呵呵，我的思想可能会被教徒认作大逆不道——我认为宗教是人创立的，经书教义是人写的，制造这些东西的人就是那些超凡脱俗的哲学家，宗教家和思想家。所以真正的哲学家，思想家总是超越宗教的。现在宗教信仰有好多，也都知道影响最大的是三大教，谁是唯一正确的？基督教说上帝是唯一的，宇宙万物是他创造的，那么谁创造了上帝——没有答案！佛教说世界多神，各司其责，包罗万象，佛渡有缘人，人人可成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中共众魔也能成佛，呵呵！那么众神又是谁创造的，谁给了他们职责？——也没有答案！这几大教，互相不服，所以中古世纪，宗教战争搞得世界无法安宁。而且基督教也犯下了很多罪恶，为了争夺地位和财富发动三次十字军东征，时间跨越几个世纪，搞得生灵涂炭。后来基督教一分为三（天主、东正和新教），德国的路德派发展成新教——也起因于教会大卖圣像，搜刮钱财，最后教民发起了“捣毁圣像之掷出窗外运动”，宗教的寄生性由此可见一斑，另外宗教违背爱的教义，长期迫害异教徒，也相当的残忍。伊斯兰教也是如此，只有佛教稍稍温和些。
5、 为什么政治家要信教呢？这是因为，世俗中人，大多数是教徒，如不打成一片，就无法获得信众的认同，政治理想也无法实现。有这么一则名言：“伟大的政治家，把人民带到他们想去却没有去过的地方；而卓越的政治家，把人民带到他们不想去却不得不去的地方。”为了追求卓越，政治家们不得不皈依宗教，手按经书宣誓就职。至于他们能不能卓越，只有靠各自的造化，但取得众人认同是必须的。这就是政治家——把现实带向理想的贤能之士。
6、 我的理想是不拘一格，不择手段铲除共党，实现民主政治。宗教可以信仰，但职业传教的寄生虫不能过多，否则就会成为人民的负担和社会的肿瘤，中国历史上的三武一宗一毛灭佛的原因大底也是如此，宗教另外会造成民智不启，裹足不前的无奈局面。总体来说，宗教的形成起因于人类的愚昧、弱小、无助、恐惧、贪婪和不羁等特质的失调，宗教发展的现状，表明人类文明的发展还处于低级阶段。如果人类整体发展到高智慧高修养的阶段，宗教也会随之消失，但现阶段谈论消除宗教和反宗教无疑显得不合时宜。
附徐沛来信——
人民思想家：
您好！我阅读过您的两篇文章觉得不错，有心请您加入我正在组建的白梅空间。请看我的邀请函。如想加入请回音。
顺祝安好
徐沛
2010.11.11
德国徐沛邀请——
大家好！
多谢互联网让我能与大家以这种方式联系。
一九八九年，我留学德国时，中共屠杀和平请愿的民众，我从此成为反共作家并因此流亡德国。
您们中有我的父老乡亲、仁人志士、亲共名人……但无论如何，对我来说，都是华人。
我把这封信发给您们，是希望搭建一个没有污言秽语的中文空间—白梅空间。大家可以在一起谈论如何促使中共解体，中国自由等话题。无论是谁，我都欢迎，可以沉默，可以发言，但不准使用脏话。
如果谁不愿再收读我的邮件，请直接告诉我，不用发入白梅空间（即别发给大家）。也欢迎私下给我来信，但我可能只在白梅空间作答。
促使我产生这个主意的原因是我每天收读大量邮件，使我疲于应付，无法与人交流。我设想从此以后拒绝阅读不是写明给我的来件。把节约下来的时间在收读群发邮件者与我之间的白梅空间探讨与交流。
我没有敌人，但与刚得诺奖的中共囚徒不同的是，我无偿支持大陆民众争人权反迫害，因为我希望华人不要做马列子孙！
最早批判马克思主义并坚决反共的中国人是我的四川老乡李璜(1895 —1991）。http://www.epochtimes.com/gb/10/11/9/n3079653.htm
在此敬上：
十月革命93周年 马列主义祸害全世界
顺祝安好
徐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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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读者给“人民思想家文集”栏目的来信，文坛（博客）给读者发信时并未暴露您的EMAIL地址，回信请慎重，可以用博客的回信，那个不会暴露你的地址和IP。
2010年12月14日星期二
2010年12月13日星期一
正义不倒：六四不容文痞玷污，追随先烈血迹奋进！
正义不倒：六四不容文痞玷污，追随先烈血迹奋进！
诺贝尔和平奖的意义已经被玷污了，这毕竟是西方人的罪过，他们终究会面对上帝忏悔的。但六四民运则是中华民族在追求自身解放里程中的伟大义举，我们决不容六四精神被刘晓波之流继续玷污！所以这篇文章就是要及时地将刘晓波们与六四撇清界线，拒绝任何文痞和沽名钓誉之徒继续玩弄六四民运的宝贵遗产，同时激励各路英豪追随先烈血迹，不断奋勇前进！
看了徐星先生的文章——《我所认识的刘晓波》，我沉吟很久。徐星先生作为六四看客，只是尽朋友之谊被动地卷入六四，他作为一个旁观者，给我们提供了刘晓波和一些学运人士真实的一面，促使我们反思总结。但徐星先生也要勇于自我解剖：六四不单是知识界文化界发起的民主运动，更是全国人民奋起参与的倒共运动，徐不承认自己是知识分子，但起码也是人民的一分子，1米90的个头，却逃避自身的责任，是真正的耻辱，当知耻而后勇。徐星因主张不同，裂痕过大，还坚持不谈六四！我们如不总结失败，中华民主的伟大进程，将必然会面临更多的艰难困苦。
徐星先生因朋友之义铸成大错：明知刘晓波是沽名钓誉的文痞，先骂李泽厚再骂钱钟书，攀吴祖光访刘宾雁，为求出名不择手段，制造轰动效应，刘对朋友前恭后倨，极尽利用之能事。但徐星先生竟然在六四广场为其打保票，放他进入了学运中心决策帐篷，成全了其所谓的“四君子”之名，以至于酿成破坏海内外民主力量的恶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徐星先生也是一介罪人。为今之计，徐星当协助人民民主阵营消除刘晓波的破坏作用，将其危害控制在很低程度。
我们看问题更要有高度，有大局观。历史进程虽然曲折多变，总体来说是要前进的。六四大义更不容诋毁！尽管社会在前进过程中，必然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副产品和危害物，及时清理就是！我们不用期期艾艾，因噎废食，一蹶不振，放任自流，要勇于面对，及时总结。为求得中华民族自身解放，我们倡导积极的奋斗人生。故此，对于六四和今后的民主进程，我总结几点供大家思考：
一、社会进步的初级阶段，文人往往最先觉醒，最先呼号。没有知识分子，也就没有近代民主运动，这点要肯定。六四民运只是党民觉醒的开始，知识分子是抱着改良的愿望去的，没有预料会发展到激烈的对抗甚至大规模的流血牺牲，这个结果当初谁也没有心理准备，即使当时有英雄挺身而出也不可能让英雄来领导，学界的心理期待还是政治改良。毁毛画像的湖南三壮士就被学运纠察队当场抓获，送交中共给枪决了。应当说这是全中国人民的深刻教训！
二、我们不要对文人期望过高。知识分子有他的软弱性——他们也一直自称文人，过去见了皇帝也会发抖甚至昏厥，心理和身体素质太差。我们必须认定：最后带领人民完成艰巨任务的决不会是文人。在危机的时候文人会不知所措，甚至把恐惧情绪传染给众人，瓦解士气，不战自溃；在六四广场上，文人们一听说军队来了，就慌不择路，丑态百出，引得大伙四散奔逃。这种大场面，我们再怎么责骂他们为什么不做英雄，也是没有用的。而此时此刻真正的英雄豪杰就要及时挺身而出了，带领大家继续前进，这就是历史进程的拐点，往往真空就出现在这里。看看六四广场那些壮烈牺牲的学生，我们就知道是几头山羊带着一群小牛犊，悲剧可想而知。但六四的大义、六四的血迹不会因几个文人的丑态就遭到否定和抹杀。
三、革命领袖也是从知识分子转化过来的。不可否认，包括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等所有国共领袖人物都曾是知识分子。但是只有这极少数人一直追随理想，没有退缩，并能够从痛苦的思索中勇敢地超越出来，最终完成了从和平改良走向武装斗争的伟大转变，不应企望个个都能脱胎换骨。
四、中华民主阵线一定要严防不忠不义、寡廉鲜耻、奸佞玩世之徒挤身于领袖行列。我们承认：民族使命和个人功名相互兼容，功名社会鼓励价值共振，它是个人奋斗的内驱力之一；不排斥任何人发挥正面作用，需要领袖人物来带领群雄前进，但一定是胆略卓著、德才兼备和操守坚定之人。像刘晓波之流利用友人，消遣名人，沽名钓誉，玩弄民主，颠倒是非，美化中共，攻击正义，投机钻营，这种不折不扣的文痞与政痞，竟然被奉送和平奖，还被中国民主党当成旗帜！苍蝇逐臭，这又是不是一种无耻的接力活动呢？我们一定要予以高度警惕，谨防中华民主使命再次被糟蹋。
诺贝尔和平奖的意义已经被玷污了，这毕竟是西方人的罪过，他们终究会面对上帝忏悔的。但六四民运则是中华民族在追求自身解放里程中的伟大义举，我们决不容六四精神被刘晓波之流继续玷污！所以这篇文章就是要及时地将刘晓波们与六四撇清界线，拒绝任何文痞和沽名钓誉之徒继续玩弄六四民运的宝贵遗产，同时激励各路英豪追随先烈血迹，不断奋勇前进！
看了徐星先生的文章——《我所认识的刘晓波》，我沉吟很久。徐星先生作为六四看客，只是尽朋友之谊被动地卷入六四，他作为一个旁观者，给我们提供了刘晓波和一些学运人士真实的一面，促使我们反思总结。但徐星先生也要勇于自我解剖：六四不单是知识界文化界发起的民主运动，更是全国人民奋起参与的倒共运动，徐不承认自己是知识分子，但起码也是人民的一分子，1米90的个头，却逃避自身的责任，是真正的耻辱，当知耻而后勇。徐星因主张不同，裂痕过大，还坚持不谈六四！我们如不总结失败，中华民主的伟大进程，将必然会面临更多的艰难困苦。
徐星先生因朋友之义铸成大错：明知刘晓波是沽名钓誉的文痞，先骂李泽厚再骂钱钟书，攀吴祖光访刘宾雁，为求出名不择手段，制造轰动效应，刘对朋友前恭后倨，极尽利用之能事。但徐星先生竟然在六四广场为其打保票，放他进入了学运中心决策帐篷，成全了其所谓的“四君子”之名，以至于酿成破坏海内外民主力量的恶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徐星先生也是一介罪人。为今之计，徐星当协助人民民主阵营消除刘晓波的破坏作用，将其危害控制在很低程度。
我们看问题更要有高度，有大局观。历史进程虽然曲折多变，总体来说是要前进的。六四大义更不容诋毁！尽管社会在前进过程中，必然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副产品和危害物，及时清理就是！我们不用期期艾艾，因噎废食，一蹶不振，放任自流，要勇于面对，及时总结。为求得中华民族自身解放，我们倡导积极的奋斗人生。故此，对于六四和今后的民主进程，我总结几点供大家思考：
一、社会进步的初级阶段，文人往往最先觉醒，最先呼号。没有知识分子，也就没有近代民主运动，这点要肯定。六四民运只是党民觉醒的开始，知识分子是抱着改良的愿望去的，没有预料会发展到激烈的对抗甚至大规模的流血牺牲，这个结果当初谁也没有心理准备，即使当时有英雄挺身而出也不可能让英雄来领导，学界的心理期待还是政治改良。毁毛画像的湖南三壮士就被学运纠察队当场抓获，送交中共给枪决了。应当说这是全中国人民的深刻教训！
二、我们不要对文人期望过高。知识分子有他的软弱性——他们也一直自称文人，过去见了皇帝也会发抖甚至昏厥，心理和身体素质太差。我们必须认定：最后带领人民完成艰巨任务的决不会是文人。在危机的时候文人会不知所措，甚至把恐惧情绪传染给众人，瓦解士气，不战自溃；在六四广场上，文人们一听说军队来了，就慌不择路，丑态百出，引得大伙四散奔逃。这种大场面，我们再怎么责骂他们为什么不做英雄，也是没有用的。而此时此刻真正的英雄豪杰就要及时挺身而出了，带领大家继续前进，这就是历史进程的拐点，往往真空就出现在这里。看看六四广场那些壮烈牺牲的学生，我们就知道是几头山羊带着一群小牛犊，悲剧可想而知。但六四的大义、六四的血迹不会因几个文人的丑态就遭到否定和抹杀。
三、革命领袖也是从知识分子转化过来的。不可否认，包括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等所有国共领袖人物都曾是知识分子。但是只有这极少数人一直追随理想，没有退缩，并能够从痛苦的思索中勇敢地超越出来，最终完成了从和平改良走向武装斗争的伟大转变，不应企望个个都能脱胎换骨。
四、中华民主阵线一定要严防不忠不义、寡廉鲜耻、奸佞玩世之徒挤身于领袖行列。我们承认：民族使命和个人功名相互兼容，功名社会鼓励价值共振，它是个人奋斗的内驱力之一；不排斥任何人发挥正面作用，需要领袖人物来带领群雄前进，但一定是胆略卓著、德才兼备和操守坚定之人。像刘晓波之流利用友人，消遣名人，沽名钓誉，玩弄民主，颠倒是非，美化中共，攻击正义，投机钻营，这种不折不扣的文痞与政痞，竟然被奉送和平奖，还被中国民主党当成旗帜！苍蝇逐臭，这又是不是一种无耻的接力活动呢？我们一定要予以高度警惕，谨防中华民主使命再次被糟蹋。
2010年12月12日星期日
我所认识的刘晓波及六四广场人物
转载：徐星：我所认识的刘晓波
偶然在网上看到了一篇刘晓波恶骂钱钟书的文章，不久又看到了一篇署名钟凝的文章反驳刘晓波。刘晓波这个久违了的名字和一些往事渐渐地浮现了出来……
一九八五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刘晓波和他的妻子陶丽一起骑着自行车，几乎横贯了整个的北京城，从北师大来到我住的大杂院，他自我介绍了当时还无声无嗅的名字，那时来我家的人较多，各色人等，差不多天天有客人，刘晓波除了他们是我朋友的朋友这一原因以外，这俩口子留给我妻子和我的印象还算不错，和一些外地来京找我的文学青年一样，刘晓波很不放松不太自然，神情拘谨，说起话来结结巴巴，好在陶丽和我妻子也还谈的来。刘晓波谈的较多，但我们几乎没谈什么文学，找房子买菜换煤气罐想和刘索拉聊聊都是话题，刘晓波渐渐松弛下来，我们又谈了谈彼此的好玩儿经厉，第一次见面刘晓波给我的印象是很朴实。
在一九八六年上半年丁玲主办的“中国”停刊的时候，又有过几次偶然的交谈，据说“中国”纯粹因为人事停刊，我们都有些不平，我们都在“中国”上发东西，都认为 “中国”办得不错，这时见面接触多了一点儿，搓饭，喝酒免不了的事，加上另外几个朋友，妻子们各显手艺，几家争鸣，那时刘晓波和他的妻子住在北师大的一个筒子楼里的一个单间房子，七八个人来吃饭，陶丽的身体很槽，忙忙叨叨地做饭，真是难为了她。 后来我被烤鸭店开除，砸了烤鸭店清洁工的饭碗，吃饭没着儿，惶惶不可终日，刘晓波好像忙着考博士，我们的来往相对少些。一天，在六部口我正和一个朋友登着板儿车叫卖旧杂志，被警察和工人民兵赶的到处跑，刘晓波骑着自行车过来了，仅从衣着打扮看来，我们之间的反差很大：刘晓波穿着一双皮鞋——尽管拙劣但是皮鞋，一件干干净净的确凉的衬衣，戴着眼镜儿，而我是一件脏细细的套头衫，为了登三轮车方便还穿着一双快散架了的朔料拖鞋，剃着一个光头，我承认：从外表看来我完全像一个胡同里的无所事事的小流氓……这一次刘给我印象尤深，我发现刘晓波很有点儿为与我们在一起为耻，为我们不好意思，和平时交往中他渐渐给我表达出来的潇洒好像不大一致，因为他戴着眼镜，一付知识份子样子，而我们却是不打折扣的贩浆者流……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絮叨这些小节，是为了帮助读者形成对刘晓波的一个完整概念，文人假装流氓不知为什么是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化界的一种时髦，一如民国初期的各路流氓军阀的附庸风雅。刘完全不像自我标榜的那样野性、自由、无拘无束、那是“黑马”以后媒体朔造出来的一个公众的刘晓波，从此这真实的刘晓波开始表演媒体里的那刘晓波，（在我个人看来这也正是刘晓波悲剧的开始）正相反刘晓波是一个极富心计而又极不统一的人，我不否认刘小波可能有那么一点点儿激情，但更多是不比别人多也不比别人少小市民心态，一如你我，不过比你我多了一点儿虚荣，多了一点儿浮躁罢了。以后尽管成了“黑马”；我心里觉得可笑，因为我深知“这鸭头”可绝“不是那丫头”，如同我认识的很多今天的“鸭头”们一样……
在北医附属医院门口的大树下，刘晓波扶着我的三轮车把，我坐在三轮车上，这一次我们谈了文学，当时何新评我小说的文章有点小热闹，我们由此谈起，我的朋友在不耽误卖杂志的情况下不时地插几句，当时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非常情绪化，用了“当婊子立牌坊”和一些极端否定的一类话。再下一次见面他很激动地告诉我他在一个什么讨论会上做了一个 “震了”的发言，说是什么时候拿给我看看，我一直也没机会看到，直到现在也没看到，和我一起卖杂志的朋友看到了，他告我：操！丫真不像话，不就卖杂志那天你跟他说那些话吗？几乎原封没动！从此中国文坛多了一匹“黑马”，我们再遇到时，他说话的口气突然变化很大，大的惊人，像一个暴富的酒店伙计，从人人争说刘晓波的时候始，我们就基本上没什么来往了，一来他忙，二来我毕竟太凡俗，不愿被人认为拉大旗作虎皮。
有一天他突然找我，想认识刘宾雁，我领他一起去看了一次刘宾雁，出来后又到吴祖光家小坐。直到一九八八年春天他和另外几个朋友来我家一起吃饭，这是他变成“黑马”以后第一次来我家，他带来一本新作“和李泽厚对话”，翻开第一页，写着：“给徐星——和这个世界耍流氓很有意思——你我均如此！”署名晓波。我问他为什么是李泽厚，他说这是一个技术问题，为了出名，只有选择他等等（那年头不少人为出名拿名人开打）。这大概就是我和刘晓波的个人交往了。
白云苍狗，后来我去国赴洋，在中欧的一个小镇住下来终日读书，无所作为不问世事。有一女作家朋友自台湾来，带来一本书说是特意准备送给我的，看我的眼光有点儿意味深长，看看封面上的内容提要上面一句醒目的红体字“中国，你除了谎言，一无所有”，我心中一震。
这是一本写“六四”的书，作者刘晓波。“六四”常常在我心中引起一种非常复杂地感情，复杂地让我晕头转向，这也是我出国以来从不谈“六四”的原因，甚至说我是特务的谣言使得国内的“朋友们”根据我出国前的“迹像”来推测我“到底是不是”、一些朋友甚至断了联系的情况下，我也不想说，我常常想我还活着，无论谈什么对死人来说都没意义了，对活人谈也许有意义，但我不负有这一使命，况且谈的人已经够多的了，多的已经不仅凡“六，四”以后出国的人都是英雄，甚至六月三号晚上飞离中国的人身上已经开始带“六，四”的“伤”了，这里到真是可以借用一句刘晓波的话来说 ——谎言比暴力更可怕！暴力有目共睹，罪恶就是罪恶，而谎言却需要剥去伪装。我耻于和形形色色的“流亡”者们一起”流亡”，我不想和自己的良心过不去。如果说我出国后做过什么有关“六四”的事情，唯一的大概就是因为当时看到一些要求被释放的政治犯统计名单中，不知为什么不列入尚在监禁之中的刘晓波，尽自己所能大声疾呼过几次。
没想到我第一次谈“六.四”竟是由刘晓波引起的。所以谈起，是因为这本看似真诚的书，毫不真诚地几次指名道姓地提到我。透过看似“忏悔”的烟雾，我们还是不难看出这本书中大量地、不太巧妙地、自我形象塑造。这尚可理解，这是刘晓波的风格，为了成功把“最真实”当作手段也没什么，反正总有人相信，但这一次（我并未特意做过什么了解）看起来好像不大成功，至少对我谈起这本书的人，多给予不屑的评价，当然更多的是嘲笑，说是给人一种过了气儿的女演员、不知当今何世的感觉云云，由此可见。
直到看完了全书，我不由地惶惑了，没想到可邻的刘晓波已经到了这部田地了，甚至不惜三次直接了当地提到我，根据需要，时而直呼其名，时而冠以“著名青年作家”，三次讲到我的情况，居然没有一次是事实，不是事实的“六.四”文章很多，出于各种目地写，但捏造出事实却只是为了打扮自己大概不多见，因为这需要一些勇气，我不由地想到此书封面上的那句“中国，你除了谎言一无所有！”的话竟然由刘晓波说出，真有点儿讽刺的味道了。笑过之后并问自己：你真的理解该刘晓波吗？并有点儿懂了送我此书的朋友看我时的意味深长眼光了。
写到这儿，似乎又不太想写了，这有悖我不谈“六.四”的原则。但又一想，刘先生已经出了书，白纸黑字，事关千秋万载，虽说我不像刘晓波先生那么自爱，不仅自己老作“深刻内心反省”，还得拉着几个作垫背；但爹娘造我一场，活到三十好几，堂堂一米九高的血肉之躯，随便让人作贱，也太说不过去，至少我应该把刘晓波提到的几件事实澄清。 本书第一次提到我说是“五月十五号……徐星等几十人来到场……他们每人挎着肩带，写上自己的名字和代表作的名字。这种自视有特殊身份和知名度的出场方势，白杰明有一针见血的分析。”
我所了解的有姓名肩带的游行只有一次，（“代表作”的名字到是没见到，参加游行的朋友很多，有些人现在国外，大家可以一起回忆，是否如刘所说？也许刘有更准确的记忆？）那时根本不知刘是否在国内，见到带着肩带的队伍过来了，我第一个反应是厌恶，后来有人为我解释了原因。那是在四月二十七号，为了抗议“四. 二六”社论，我在复兴门加入的队伍游行到人民日报社门前，尽管我理解了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仍没这样做，记忆中队伍不到宣武门时，带肩带的几个人不知为什么，先后摘去了肩带，以至在人民日报社门前，互相找不到。如果刘晓波只是道听途说也就罢了，但五月十五号我在他所说的队伍里、自从他出国以来、第一次见到他，他也应该清楚地看见我有没有所谓“肩带”，因为我们面对面坐在广场的花砖地上谈了大约五分钟，就外国女人的话题开了玩笑，刘晓波给我的印像就像一个迟到的、以为这次可以大捞一票而急着要进赌场却没有赌资的赌徒。鉴于刘的性格，我建议他先多看看，因为刚从国外回来，别先急着下 “赌注”…… 要“忏悔”自己尚说的过去，但在“忏悔”的时候还不惜捏造事实，仅仅为了絮叨自己的与众不同，那么这样的“忏悔”有几分可信，也就不言而喻了。
本书第二次提到我，是在“绝食团”的帐蓬里，“……他倦缩在角落里，走近后才能看清他沮丧的表情，他是徐星……他说：晓波，我想来帮助他们，但是这些混蛋学生不理我，我想在广播中讲几条建议他们也不让，我说我是《无主题变奏》的作者也不管用。然后一名叫程真的女学生.....趴在我耳边说：‘刘老师别理他，这人挺无赖’”。请注意刘晓波所说的程真的叙述，因为这为刘晓波为什么一直被拒之门外留下了伏笔，既然被刘逼上梁山，我不得不说说当时的实际情况。
我之所以在帐蓬里，是受一个学生朋友之邀，因为他一直就在帐蓬里，他说我们写东西的人，应该看看，这是历史，我赞同这个看法。看了几天，有时也过夜，和朋友一起帮助作了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后来被一个我很喜欢的学生领袖邀请，参加了一个“绝密”的会议（在帐蓬外，帐蓬里虽说如刘所说的戒备森严，但有很多人，有时甚至谁也不认识谁，学生耽心不“保密”）事前他让我讲讲看法和意见，几个人蹲在地上谈了大约几分钟，会开完了，内容完全可以对全体学生公开，无非就是下一部怎么办，我什么也没讲，我和那位同学，一起回帐蓬，他问我为什么不发表意见，我谈了我的看法，我说这是一场学生运动，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我当然也参加运动， 但有我的方式，在你们的会上谈意见不太好。直至今天我也不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我究竟能有何“建议”要讲，而且还要如刘晓波可笑的描述，扯上我的小说。
后来在广场上一辆公共汽车旁，我向柴铃简短表示过同样的意见，我说谁也没权力说三道四，你们什么名人也不要相信，柴铃作了一个不屑的表情。因为我刚刚在广场外边，“知识界联落站”目睹了一场名人们演出的活剧， 有人传来戒严的消息，“知识份子”们吓的连话都说不清楚了，因为有人在观礼台上喊了一声：“军队来了！”一些“知识份子”立既哆嗦了，（不是亲眼看见，我真不敢相信一个人会被吓成这样）拿了东西，甚至顾不上拿全，撒腿就跑。正是这样的、我亲眼所见的“知识份子”现在海外不断地发文章大谈 “六. 四”，俨然以英雄自居。经历了这些，一点儿也不会为了毛泽东之所以轻易玩弄所谓“知识份子”于股掌之间而诧异。
再回来看看刘的书，看看吧——我“沮丧的倦缩在角落里”，想讲几条建议都不行，而他却是被“邀请来讲演的”（没写被谁邀请）还有我“说我是《无主题变奏的》作者都不管用”。而他却“立刻高声说明我是谁”被指点从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后门”进来了，当然，如果我不是如程真所说的我“挺无赖的”，那又怎么解释他在前面写到的他多次试图进入帐蓬（当时的核心层）的重重困难？显然他不“无赖”，所以他进不来。为了找回一点儿自信，“失落”了一次的刘晓波不惜用他的赫赫声名来和我这样一个既不知名也不重要的人作了一个尽管有点可怜和拙劣但还算成功的对比；如果不加上后一段不打自招：“我接过话筒，刚才受阻时的愤怒，屈辱和报怨一扫而光。” 可笑的是刘在外面和学生纠察队交涉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里面在商量究竟可不可以让他进来，正是我烦了，也正是我批准了让他进来，因为当时我被赋予了这个权力，我打了保票说他“可靠”，大概这也是他后来不甘失落，作鸣人之举的绝食的心理基础。
在本书中第三次提到我，不能说一点儿也不真实，那就是我确曾要求过和刘晓波一起绝食，谈不上“三番五次”和通过他的“好朋友说情”，刘晓波的好朋友也许很多，但我只认识一个。而是我的好朋友，正是通过他，刘晓波才得以闯到我家来，我们才得以认识。但那天这位朋友并不在场。正像此时为我冠以“著名青年作家”一样，大概除我以外此时没有什么别的“著名”的人可以让他对比出他比“著名”还高大。但这次绝食背后的事情他居然一字未提，可见用别人的话来自我标榜为“有的朋友几乎毫无保留地肯定了这本书，是到目前为止关于「八九抗议运动」的众多文字中最有价值的一本书。它的真诚、它的严厉的自我刨析和对这场运动夹叙加议的描述，使人们看到了「八九抗议运动」的本来面目。” 此书并不真诚，如果刘所说的是真话，那么看来刘还真有几个善良的朋友。 既然叫到“真”，就得说说我为什么要参加刘的绝食，（遭到他拒绝的原因，他在书里说过了，我不再重复，原因是原来他不愿别人和他一样当“英雄”。我幸亏被他拒绝了，直到看到本书我才意识到险遭一场愚弄，又为绝食的其他三人婉惜，尤其是我绝对不能想像周舵是为了去当英雄，虽然我们只有一面之交，但他给我极正派的印象，这也是朋友们的共同评价。）
从五月上旬到下旬 “几万知识份子大绝食”的动议一直持续，也曾有人问到我，我表示我不是知识份子，所以我不参加。五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刘突然打电话到我家，当时我在广场上的时间很多，身心很疲惫，正在家睡觉，我妻子叫醒我接电话，刘在电话里说：他想去绝食，让我和他一起去，并说没有任何人知道，和当时所有的“绝密”一样，他也挺“绝密”的，说只告诉了我一个人，刘再三叮嘱我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不同意，我问他，形势都这样了，还有什么必要去绝食？谈的不太愉快，挂断了电话，我妻子还说了一句，“晓波他妈的发疯了” 。六月三号，一个朋友，告我刘明天下午在纪念碑绝食，（但我不知道还有其他三人，不知为什么那位朋友没告我）当时心里很不安，只觉得做了一件对不起朋友的事，我回家拿了几件厚衣服，不顾我妻子的坚决反对，我决定去陪他，准时到场，发现其他三人都很安静，而刘的绝食完全成了闹剧，并且不理解为什么“有限期绝食”，在家里免一顿不吃大概也可以叫作“有限期绝食”，当时刘在大放卫星，做作地悲壮表演，这时我已经不想再加入了，但其它三人的默默的真诚的确感染了我，我在纪念碑前的帐蓬里和侯德建聊了一会儿，我以为我来了就是参加了，因为刘曾“绝密”地邀请过我，没想到这时却必须经刘的批准了，我简单问了一下刘，被他拒绝了，我离开了纪念碑回到了学生们中间……这就是刘所说的我要参加他的绝食的经过，没想到事过三年多以后会被刘拿来当粉往自己脸上擦，幸亏我当时有个妻子，经历了事情的全过程，否则一切都让刘先生一个人“真实”了。
书中叙述有关我的三件小事全不真实， 第二件完全可以说是胡说八道，这些小事对于整个的事件不很重要，但事关“六.四” 就不能不严肃对待，联想到出国后看到的写“六.四”的文章，多以全知全能的口气做“全景式的、完整地”描述，引起读者的反感，事实上当时群众被军队一部份一部份切割开的情况决定了没有一个人能作到“全景式地、完整地”观察，我常想如果每个人都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看到什么就写什么，尤其是涉及到具体的人和事的时候，那将真实可信得多，而不是以刘晓波先生的这种“真实”，我不知此书中为了刘的“坦诚、真实”，书中其它被反复交代真名实姓的人有何感想。
现在老一套又开始了，先是尥撅子的“黑马”，然后是李泽厚，这一次是钱钟书，刘早已从自己多年来编织的梦中醒来，我们不能说刘不知当今为何世，大概只能说过了气儿的女演员还贴切一点儿。以刘的聪明我相信他深知当今的一切鸡零狗碎。我们朋友一场，我想借此机会奉告刘一句话，在“超人”的注射剂发明以前，甘做普通人苟活吧，尽管有好心的朋友乐善好施，让你搭车，也是看你赶路辛苦，并不说明你就在车上，更不说明这车就是你的。因为别人付出了常人无法比拟的代价，而你却在一味地找便宜。
对于钱钟书，我无话可说，我不喜欢任何理论，也不懂理论，我只看过小说“围城”，是我很喜欢的小说的一部。我要说的还是该刘晓波，先弄弄清楚什么是“大隐” “小隐”再引用可能好一点儿，在这儿我愿意无偿地帮你一下，毕竟是老熟人嘛！“小隐隐于市，大隐隐于世”。 博士都做了，不至于记不住吧？
（其中六.四部分写于1992年）
偶然在网上看到了一篇刘晓波恶骂钱钟书的文章，不久又看到了一篇署名钟凝的文章反驳刘晓波。刘晓波这个久违了的名字和一些往事渐渐地浮现了出来……
一九八五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刘晓波和他的妻子陶丽一起骑着自行车，几乎横贯了整个的北京城，从北师大来到我住的大杂院，他自我介绍了当时还无声无嗅的名字，那时来我家的人较多，各色人等，差不多天天有客人，刘晓波除了他们是我朋友的朋友这一原因以外，这俩口子留给我妻子和我的印象还算不错，和一些外地来京找我的文学青年一样，刘晓波很不放松不太自然，神情拘谨，说起话来结结巴巴，好在陶丽和我妻子也还谈的来。刘晓波谈的较多，但我们几乎没谈什么文学，找房子买菜换煤气罐想和刘索拉聊聊都是话题，刘晓波渐渐松弛下来，我们又谈了谈彼此的好玩儿经厉，第一次见面刘晓波给我的印象是很朴实。
在一九八六年上半年丁玲主办的“中国”停刊的时候，又有过几次偶然的交谈，据说“中国”纯粹因为人事停刊，我们都有些不平，我们都在“中国”上发东西，都认为 “中国”办得不错，这时见面接触多了一点儿，搓饭，喝酒免不了的事，加上另外几个朋友，妻子们各显手艺，几家争鸣，那时刘晓波和他的妻子住在北师大的一个筒子楼里的一个单间房子，七八个人来吃饭，陶丽的身体很槽，忙忙叨叨地做饭，真是难为了她。 后来我被烤鸭店开除，砸了烤鸭店清洁工的饭碗，吃饭没着儿，惶惶不可终日，刘晓波好像忙着考博士，我们的来往相对少些。一天，在六部口我正和一个朋友登着板儿车叫卖旧杂志，被警察和工人民兵赶的到处跑，刘晓波骑着自行车过来了，仅从衣着打扮看来，我们之间的反差很大：刘晓波穿着一双皮鞋——尽管拙劣但是皮鞋，一件干干净净的确凉的衬衣，戴着眼镜儿，而我是一件脏细细的套头衫，为了登三轮车方便还穿着一双快散架了的朔料拖鞋，剃着一个光头，我承认：从外表看来我完全像一个胡同里的无所事事的小流氓……这一次刘给我印象尤深，我发现刘晓波很有点儿为与我们在一起为耻，为我们不好意思，和平时交往中他渐渐给我表达出来的潇洒好像不大一致，因为他戴着眼镜，一付知识份子样子，而我们却是不打折扣的贩浆者流……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絮叨这些小节，是为了帮助读者形成对刘晓波的一个完整概念，文人假装流氓不知为什么是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化界的一种时髦，一如民国初期的各路流氓军阀的附庸风雅。刘完全不像自我标榜的那样野性、自由、无拘无束、那是“黑马”以后媒体朔造出来的一个公众的刘晓波，从此这真实的刘晓波开始表演媒体里的那刘晓波，（在我个人看来这也正是刘晓波悲剧的开始）正相反刘晓波是一个极富心计而又极不统一的人，我不否认刘小波可能有那么一点点儿激情，但更多是不比别人多也不比别人少小市民心态，一如你我，不过比你我多了一点儿虚荣，多了一点儿浮躁罢了。以后尽管成了“黑马”；我心里觉得可笑，因为我深知“这鸭头”可绝“不是那丫头”，如同我认识的很多今天的“鸭头”们一样……
在北医附属医院门口的大树下，刘晓波扶着我的三轮车把，我坐在三轮车上，这一次我们谈了文学，当时何新评我小说的文章有点小热闹，我们由此谈起，我的朋友在不耽误卖杂志的情况下不时地插几句，当时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非常情绪化，用了“当婊子立牌坊”和一些极端否定的一类话。再下一次见面他很激动地告诉我他在一个什么讨论会上做了一个 “震了”的发言，说是什么时候拿给我看看，我一直也没机会看到，直到现在也没看到，和我一起卖杂志的朋友看到了，他告我：操！丫真不像话，不就卖杂志那天你跟他说那些话吗？几乎原封没动！从此中国文坛多了一匹“黑马”，我们再遇到时，他说话的口气突然变化很大，大的惊人，像一个暴富的酒店伙计，从人人争说刘晓波的时候始，我们就基本上没什么来往了，一来他忙，二来我毕竟太凡俗，不愿被人认为拉大旗作虎皮。
有一天他突然找我，想认识刘宾雁，我领他一起去看了一次刘宾雁，出来后又到吴祖光家小坐。直到一九八八年春天他和另外几个朋友来我家一起吃饭，这是他变成“黑马”以后第一次来我家，他带来一本新作“和李泽厚对话”，翻开第一页，写着：“给徐星——和这个世界耍流氓很有意思——你我均如此！”署名晓波。我问他为什么是李泽厚，他说这是一个技术问题，为了出名，只有选择他等等（那年头不少人为出名拿名人开打）。这大概就是我和刘晓波的个人交往了。
白云苍狗，后来我去国赴洋，在中欧的一个小镇住下来终日读书，无所作为不问世事。有一女作家朋友自台湾来，带来一本书说是特意准备送给我的，看我的眼光有点儿意味深长，看看封面上的内容提要上面一句醒目的红体字“中国，你除了谎言，一无所有”，我心中一震。
这是一本写“六四”的书，作者刘晓波。“六四”常常在我心中引起一种非常复杂地感情，复杂地让我晕头转向，这也是我出国以来从不谈“六四”的原因，甚至说我是特务的谣言使得国内的“朋友们”根据我出国前的“迹像”来推测我“到底是不是”、一些朋友甚至断了联系的情况下，我也不想说，我常常想我还活着，无论谈什么对死人来说都没意义了，对活人谈也许有意义，但我不负有这一使命，况且谈的人已经够多的了，多的已经不仅凡“六，四”以后出国的人都是英雄，甚至六月三号晚上飞离中国的人身上已经开始带“六，四”的“伤”了，这里到真是可以借用一句刘晓波的话来说 ——谎言比暴力更可怕！暴力有目共睹，罪恶就是罪恶，而谎言却需要剥去伪装。我耻于和形形色色的“流亡”者们一起”流亡”，我不想和自己的良心过不去。如果说我出国后做过什么有关“六四”的事情，唯一的大概就是因为当时看到一些要求被释放的政治犯统计名单中，不知为什么不列入尚在监禁之中的刘晓波，尽自己所能大声疾呼过几次。
没想到我第一次谈“六.四”竟是由刘晓波引起的。所以谈起，是因为这本看似真诚的书，毫不真诚地几次指名道姓地提到我。透过看似“忏悔”的烟雾，我们还是不难看出这本书中大量地、不太巧妙地、自我形象塑造。这尚可理解，这是刘晓波的风格，为了成功把“最真实”当作手段也没什么，反正总有人相信，但这一次（我并未特意做过什么了解）看起来好像不大成功，至少对我谈起这本书的人，多给予不屑的评价，当然更多的是嘲笑，说是给人一种过了气儿的女演员、不知当今何世的感觉云云，由此可见。
直到看完了全书，我不由地惶惑了，没想到可邻的刘晓波已经到了这部田地了，甚至不惜三次直接了当地提到我，根据需要，时而直呼其名，时而冠以“著名青年作家”，三次讲到我的情况，居然没有一次是事实，不是事实的“六.四”文章很多，出于各种目地写，但捏造出事实却只是为了打扮自己大概不多见，因为这需要一些勇气，我不由地想到此书封面上的那句“中国，你除了谎言一无所有！”的话竟然由刘晓波说出，真有点儿讽刺的味道了。笑过之后并问自己：你真的理解该刘晓波吗？并有点儿懂了送我此书的朋友看我时的意味深长眼光了。
写到这儿，似乎又不太想写了，这有悖我不谈“六.四”的原则。但又一想，刘先生已经出了书，白纸黑字，事关千秋万载，虽说我不像刘晓波先生那么自爱，不仅自己老作“深刻内心反省”，还得拉着几个作垫背；但爹娘造我一场，活到三十好几，堂堂一米九高的血肉之躯，随便让人作贱，也太说不过去，至少我应该把刘晓波提到的几件事实澄清。 本书第一次提到我说是“五月十五号……徐星等几十人来到场……他们每人挎着肩带，写上自己的名字和代表作的名字。这种自视有特殊身份和知名度的出场方势，白杰明有一针见血的分析。”
我所了解的有姓名肩带的游行只有一次，（“代表作”的名字到是没见到，参加游行的朋友很多，有些人现在国外，大家可以一起回忆，是否如刘所说？也许刘有更准确的记忆？）那时根本不知刘是否在国内，见到带着肩带的队伍过来了，我第一个反应是厌恶，后来有人为我解释了原因。那是在四月二十七号，为了抗议“四. 二六”社论，我在复兴门加入的队伍游行到人民日报社门前，尽管我理解了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仍没这样做，记忆中队伍不到宣武门时，带肩带的几个人不知为什么，先后摘去了肩带，以至在人民日报社门前，互相找不到。如果刘晓波只是道听途说也就罢了，但五月十五号我在他所说的队伍里、自从他出国以来、第一次见到他，他也应该清楚地看见我有没有所谓“肩带”，因为我们面对面坐在广场的花砖地上谈了大约五分钟，就外国女人的话题开了玩笑，刘晓波给我的印像就像一个迟到的、以为这次可以大捞一票而急着要进赌场却没有赌资的赌徒。鉴于刘的性格，我建议他先多看看，因为刚从国外回来，别先急着下 “赌注”…… 要“忏悔”自己尚说的过去，但在“忏悔”的时候还不惜捏造事实，仅仅为了絮叨自己的与众不同，那么这样的“忏悔”有几分可信，也就不言而喻了。
本书第二次提到我，是在“绝食团”的帐蓬里，“……他倦缩在角落里，走近后才能看清他沮丧的表情，他是徐星……他说：晓波，我想来帮助他们，但是这些混蛋学生不理我，我想在广播中讲几条建议他们也不让，我说我是《无主题变奏》的作者也不管用。然后一名叫程真的女学生.....趴在我耳边说：‘刘老师别理他，这人挺无赖’”。请注意刘晓波所说的程真的叙述，因为这为刘晓波为什么一直被拒之门外留下了伏笔，既然被刘逼上梁山，我不得不说说当时的实际情况。
我之所以在帐蓬里，是受一个学生朋友之邀，因为他一直就在帐蓬里，他说我们写东西的人，应该看看，这是历史，我赞同这个看法。看了几天，有时也过夜，和朋友一起帮助作了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后来被一个我很喜欢的学生领袖邀请，参加了一个“绝密”的会议（在帐蓬外，帐蓬里虽说如刘所说的戒备森严，但有很多人，有时甚至谁也不认识谁，学生耽心不“保密”）事前他让我讲讲看法和意见，几个人蹲在地上谈了大约几分钟，会开完了，内容完全可以对全体学生公开，无非就是下一部怎么办，我什么也没讲，我和那位同学，一起回帐蓬，他问我为什么不发表意见，我谈了我的看法，我说这是一场学生运动，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我当然也参加运动， 但有我的方式，在你们的会上谈意见不太好。直至今天我也不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我究竟能有何“建议”要讲，而且还要如刘晓波可笑的描述，扯上我的小说。
后来在广场上一辆公共汽车旁，我向柴铃简短表示过同样的意见，我说谁也没权力说三道四，你们什么名人也不要相信，柴铃作了一个不屑的表情。因为我刚刚在广场外边，“知识界联落站”目睹了一场名人们演出的活剧， 有人传来戒严的消息，“知识份子”们吓的连话都说不清楚了，因为有人在观礼台上喊了一声：“军队来了！”一些“知识份子”立既哆嗦了，（不是亲眼看见，我真不敢相信一个人会被吓成这样）拿了东西，甚至顾不上拿全，撒腿就跑。正是这样的、我亲眼所见的“知识份子”现在海外不断地发文章大谈 “六. 四”，俨然以英雄自居。经历了这些，一点儿也不会为了毛泽东之所以轻易玩弄所谓“知识份子”于股掌之间而诧异。
再回来看看刘的书，看看吧——我“沮丧的倦缩在角落里”，想讲几条建议都不行，而他却是被“邀请来讲演的”（没写被谁邀请）还有我“说我是《无主题变奏的》作者都不管用”。而他却“立刻高声说明我是谁”被指点从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后门”进来了，当然，如果我不是如程真所说的我“挺无赖的”，那又怎么解释他在前面写到的他多次试图进入帐蓬（当时的核心层）的重重困难？显然他不“无赖”，所以他进不来。为了找回一点儿自信，“失落”了一次的刘晓波不惜用他的赫赫声名来和我这样一个既不知名也不重要的人作了一个尽管有点可怜和拙劣但还算成功的对比；如果不加上后一段不打自招：“我接过话筒，刚才受阻时的愤怒，屈辱和报怨一扫而光。” 可笑的是刘在外面和学生纠察队交涉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里面在商量究竟可不可以让他进来，正是我烦了，也正是我批准了让他进来，因为当时我被赋予了这个权力，我打了保票说他“可靠”，大概这也是他后来不甘失落，作鸣人之举的绝食的心理基础。
在本书中第三次提到我，不能说一点儿也不真实，那就是我确曾要求过和刘晓波一起绝食，谈不上“三番五次”和通过他的“好朋友说情”，刘晓波的好朋友也许很多，但我只认识一个。而是我的好朋友，正是通过他，刘晓波才得以闯到我家来，我们才得以认识。但那天这位朋友并不在场。正像此时为我冠以“著名青年作家”一样，大概除我以外此时没有什么别的“著名”的人可以让他对比出他比“著名”还高大。但这次绝食背后的事情他居然一字未提，可见用别人的话来自我标榜为“有的朋友几乎毫无保留地肯定了这本书，是到目前为止关于「八九抗议运动」的众多文字中最有价值的一本书。它的真诚、它的严厉的自我刨析和对这场运动夹叙加议的描述，使人们看到了「八九抗议运动」的本来面目。” 此书并不真诚，如果刘所说的是真话，那么看来刘还真有几个善良的朋友。 既然叫到“真”，就得说说我为什么要参加刘的绝食，（遭到他拒绝的原因，他在书里说过了，我不再重复，原因是原来他不愿别人和他一样当“英雄”。我幸亏被他拒绝了，直到看到本书我才意识到险遭一场愚弄，又为绝食的其他三人婉惜，尤其是我绝对不能想像周舵是为了去当英雄，虽然我们只有一面之交，但他给我极正派的印象，这也是朋友们的共同评价。）
从五月上旬到下旬 “几万知识份子大绝食”的动议一直持续，也曾有人问到我，我表示我不是知识份子，所以我不参加。五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刘突然打电话到我家，当时我在广场上的时间很多，身心很疲惫，正在家睡觉，我妻子叫醒我接电话，刘在电话里说：他想去绝食，让我和他一起去，并说没有任何人知道，和当时所有的“绝密”一样，他也挺“绝密”的，说只告诉了我一个人，刘再三叮嘱我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不同意，我问他，形势都这样了，还有什么必要去绝食？谈的不太愉快，挂断了电话，我妻子还说了一句，“晓波他妈的发疯了” 。六月三号，一个朋友，告我刘明天下午在纪念碑绝食，（但我不知道还有其他三人，不知为什么那位朋友没告我）当时心里很不安，只觉得做了一件对不起朋友的事，我回家拿了几件厚衣服，不顾我妻子的坚决反对，我决定去陪他，准时到场，发现其他三人都很安静，而刘的绝食完全成了闹剧，并且不理解为什么“有限期绝食”，在家里免一顿不吃大概也可以叫作“有限期绝食”，当时刘在大放卫星，做作地悲壮表演，这时我已经不想再加入了，但其它三人的默默的真诚的确感染了我，我在纪念碑前的帐蓬里和侯德建聊了一会儿，我以为我来了就是参加了，因为刘曾“绝密”地邀请过我，没想到这时却必须经刘的批准了，我简单问了一下刘，被他拒绝了，我离开了纪念碑回到了学生们中间……这就是刘所说的我要参加他的绝食的经过，没想到事过三年多以后会被刘拿来当粉往自己脸上擦，幸亏我当时有个妻子，经历了事情的全过程，否则一切都让刘先生一个人“真实”了。
书中叙述有关我的三件小事全不真实， 第二件完全可以说是胡说八道，这些小事对于整个的事件不很重要，但事关“六.四” 就不能不严肃对待，联想到出国后看到的写“六.四”的文章，多以全知全能的口气做“全景式的、完整地”描述，引起读者的反感，事实上当时群众被军队一部份一部份切割开的情况决定了没有一个人能作到“全景式地、完整地”观察，我常想如果每个人都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看到什么就写什么，尤其是涉及到具体的人和事的时候，那将真实可信得多，而不是以刘晓波先生的这种“真实”，我不知此书中为了刘的“坦诚、真实”，书中其它被反复交代真名实姓的人有何感想。
现在老一套又开始了，先是尥撅子的“黑马”，然后是李泽厚，这一次是钱钟书，刘早已从自己多年来编织的梦中醒来，我们不能说刘不知当今为何世，大概只能说过了气儿的女演员还贴切一点儿。以刘的聪明我相信他深知当今的一切鸡零狗碎。我们朋友一场，我想借此机会奉告刘一句话，在“超人”的注射剂发明以前，甘做普通人苟活吧，尽管有好心的朋友乐善好施，让你搭车，也是看你赶路辛苦，并不说明你就在车上，更不说明这车就是你的。因为别人付出了常人无法比拟的代价，而你却在一味地找便宜。
对于钱钟书，我无话可说，我不喜欢任何理论，也不懂理论，我只看过小说“围城”，是我很喜欢的小说的一部。我要说的还是该刘晓波，先弄弄清楚什么是“大隐” “小隐”再引用可能好一点儿，在这儿我愿意无偿地帮你一下，毕竟是老熟人嘛！“小隐隐于市，大隐隐于世”。 博士都做了，不至于记不住吧？
（其中六.四部分写于1992年）
2010年12月11日星期六
没有激情的爱是友情 没有爱的激情是滥情
http://upload.peacehall.com/blog/temp/201012111955351.jpg
“没有激情的爱是友情，没有爱的激情是滥情，充满激情的爱是爱情……”这是前苏联女诗人某娃写的爱情哲理诗中的几句。很遗憾，本人今天没有专门来表达情与爱，文不对题。这起因于本人偶然看到一个引述：“正义本质上是一种情绪。”——在高寒与中文笔会的纠纷案中，有人引述了王军涛博士的一句解劝辞，于是便想起了这几句诗来。
王军涛博士是中国民主党共同主席之一，又是六四幕后推手，当属民主先驱之一，令人尊重。既然这句话牵涉到王军涛博士，我就得要重视他的讲话精神。但不知这话是否真的出自他之口，我也不便核实，按照当事人的求助心态来讲，这话一般是不会强加于人的。我想按照博士的水平而言，讲出此话，才比较符合学术身份。但不管怎样，有事说事，我也得谈一谈。
“正义本质上是一种情绪。”从哲学严谨而冷峻的逻辑思辨来看，这句话是当是哲学殿堂的金条之一。正者是中道，义者挺道，既然是无私主持公道，当然要调动情绪。义，当然是情绪激发后的举动。古人说，木讷近乎仁，刚勇近乎义，愚者近乎忠，佞者近乎贤；孟子也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知耻而后勇等等，义和勇都与情绪的激发相关联，以正气激之，义勇后发也！所以从理性思辨上看来，正义确实是一种正气在情绪上表现。
哲学是追求真理，比较严肃枯燥，没任何感情色彩，哲人的面孔一般也比较深沉冷血，但要说哲学是不是没有爱呢？当然有，就是对真理的爱。偏重研究和探索规律特性，而处理具体的现实问题，哲学就不大理会了，这方面就交给了政治。
如果说哲学是没有激情的爱，政治就是充满激情的爱；如果说哲学是骨骼，政治就是血肉。有了真理这根准绳，政治就要判断是非，就要出手了，就要讲正义了。孔子也说：政者正也！政治是充满激情与活力的正义事业，不调动大众的情绪，政治使命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们搞清了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就知道王军涛博士把一根冰冷的金条，或者一根干巴的骨头，生硬地塞进了政治的骚穴里，当然金条是不错的宝贝，但用错了地方，令人非常的难受！小肉窝需要的是有血有肉，勇猛大义的肉棒！高寒的事，不就是要一个公正么？王博士想冷处理也行，但你不必搞那一套！一个政治人物，如果真的能说出这种话，那民主又是不是要冷处理的情绪呢？也没必要追求什么民主政治了！
其实邪恶中共最明白这个哲理：“所谓正义也就是一种情绪。”被害死的人，一了百了。但死者已已，生者耿耿，血共只担心幸存的人讨要公道，于是说：时间是医治心灵创伤的良药——用时间消磨正义！并用“俯卧撑，躲猫猫，心瘁死，睡梦死，自杀死，七十码”等谎言来愚弄生者，配合疗伤。这样正义与邪恶还有什么分别？正义值几何？邪恶又咋的？民主能当饭吃？党国只搞党主！
有趣的是刘晓波博士，他与王军涛博士刚好相反，是一个没有爱的激情者，他很自恋只爱自己，出于需要，一会儿跟民运激情，一会儿跟中共激情，非常的滥情，但是王博士却组织人马推举他得诺贝尔和平奖，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现在中国民主党要以《08宪章》为旗号，凝聚民主力量，敞开一锅夹生饭，却等着民主的桃子掉到锅里来。一个没有激情的爱与一个没有爱的激情这两者搞到了一起，这恐怕要引起相互利用的猜测了。
三十多年前，一个小孩跟妈妈说他想吃桃子，妈妈遂拿了根竹竿，到树下去打下桃子，可男孩此时却说：“老师说瓜熟蒂落才好吃，等它自己掉下来。”于是妈妈走了。一段时间后，孩子到树下捡到了桃子，却是几个烂桃和虫桃。那男孩才知道老师的话不准，应该早打的。妈妈用无声的语言教育男孩学会思考——那个男孩就是我。如今那男孩已成同事口中的博士，并非府方认证的博士。
然而王、刘两个学术人，一个搞哲学的政治学博士，一个搞改良的文学博士，都自动地政治化了。一个耍哲学套路，一个耍艺术套路，很有意思啊。不过我还是建议他们搞自己的老本行去，兴许还能行。这并非要干涉个人自由，但为中国民主大业着想，我还得说上几句逆耳的话。
“没有激情的爱是友情，没有爱的激情是滥情，充满激情的爱是爱情……”这是前苏联女诗人某娃写的爱情哲理诗中的几句。很遗憾，本人今天没有专门来表达情与爱，文不对题。这起因于本人偶然看到一个引述：“正义本质上是一种情绪。”——在高寒与中文笔会的纠纷案中，有人引述了王军涛博士的一句解劝辞，于是便想起了这几句诗来。
王军涛博士是中国民主党共同主席之一，又是六四幕后推手，当属民主先驱之一，令人尊重。既然这句话牵涉到王军涛博士，我就得要重视他的讲话精神。但不知这话是否真的出自他之口，我也不便核实，按照当事人的求助心态来讲，这话一般是不会强加于人的。我想按照博士的水平而言，讲出此话，才比较符合学术身份。但不管怎样，有事说事，我也得谈一谈。
“正义本质上是一种情绪。”从哲学严谨而冷峻的逻辑思辨来看，这句话是当是哲学殿堂的金条之一。正者是中道，义者挺道，既然是无私主持公道，当然要调动情绪。义，当然是情绪激发后的举动。古人说，木讷近乎仁，刚勇近乎义，愚者近乎忠，佞者近乎贤；孟子也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知耻而后勇等等，义和勇都与情绪的激发相关联，以正气激之，义勇后发也！所以从理性思辨上看来，正义确实是一种正气在情绪上表现。
哲学是追求真理，比较严肃枯燥，没任何感情色彩，哲人的面孔一般也比较深沉冷血，但要说哲学是不是没有爱呢？当然有，就是对真理的爱。偏重研究和探索规律特性，而处理具体的现实问题，哲学就不大理会了，这方面就交给了政治。
如果说哲学是没有激情的爱，政治就是充满激情的爱；如果说哲学是骨骼，政治就是血肉。有了真理这根准绳，政治就要判断是非，就要出手了，就要讲正义了。孔子也说：政者正也！政治是充满激情与活力的正义事业，不调动大众的情绪，政治使命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们搞清了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就知道王军涛博士把一根冰冷的金条，或者一根干巴的骨头，生硬地塞进了政治的骚穴里，当然金条是不错的宝贝，但用错了地方，令人非常的难受！小肉窝需要的是有血有肉，勇猛大义的肉棒！高寒的事，不就是要一个公正么？王博士想冷处理也行，但你不必搞那一套！一个政治人物，如果真的能说出这种话，那民主又是不是要冷处理的情绪呢？也没必要追求什么民主政治了！
其实邪恶中共最明白这个哲理：“所谓正义也就是一种情绪。”被害死的人，一了百了。但死者已已，生者耿耿，血共只担心幸存的人讨要公道，于是说：时间是医治心灵创伤的良药——用时间消磨正义！并用“俯卧撑，躲猫猫，心瘁死，睡梦死，自杀死，七十码”等谎言来愚弄生者，配合疗伤。这样正义与邪恶还有什么分别？正义值几何？邪恶又咋的？民主能当饭吃？党国只搞党主！
有趣的是刘晓波博士，他与王军涛博士刚好相反，是一个没有爱的激情者，他很自恋只爱自己，出于需要，一会儿跟民运激情，一会儿跟中共激情，非常的滥情，但是王博士却组织人马推举他得诺贝尔和平奖，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现在中国民主党要以《08宪章》为旗号，凝聚民主力量，敞开一锅夹生饭，却等着民主的桃子掉到锅里来。一个没有激情的爱与一个没有爱的激情这两者搞到了一起，这恐怕要引起相互利用的猜测了。
三十多年前，一个小孩跟妈妈说他想吃桃子，妈妈遂拿了根竹竿，到树下去打下桃子，可男孩此时却说：“老师说瓜熟蒂落才好吃，等它自己掉下来。”于是妈妈走了。一段时间后，孩子到树下捡到了桃子，却是几个烂桃和虫桃。那男孩才知道老师的话不准，应该早打的。妈妈用无声的语言教育男孩学会思考——那个男孩就是我。如今那男孩已成同事口中的博士，并非府方认证的博士。
然而王、刘两个学术人，一个搞哲学的政治学博士，一个搞改良的文学博士，都自动地政治化了。一个耍哲学套路，一个耍艺术套路，很有意思啊。不过我还是建议他们搞自己的老本行去，兴许还能行。这并非要干涉个人自由，但为中国民主大业着想，我还得说上几句逆耳的话。
2010年12月10日星期五
中共为镇压起义找借口，凤凰网曝出美支持韩镇压光州起义
中共为镇压起义找借口，凤凰网曝出美支持韩镇压光州起义
凤凰网是共产龙的小妾，她经常扮演以非正式渠道预告中共流氓动作的角色。最明显的是：发布帮助国民党胜选的一枪功劳，说明鸡蛋不用再全部放在马英九篮子里的打算；发出邀请连战出任中共国家副主席的试探信息，接着又制造授予连战“孔子和平奖”的笑话，直到彻底消费完连战家族和国民党，这就是国民党及其要人与中共勾搭的后果。
在国际人权日，凤凰网在头版头条位置，又以图片文字形式告诉全世界：美军曾在1980年支持韩国镇压了光州起义。
为什么中共要在这个时候选择发布这一历史事件？这一明显动作就是要向世界宣示：美韩也镇压过人民起义，我中共也一样可以镇压大陆人民起义，美国你要干涉中共武力镇压的话，我就先堵你的后路，何其流氓也哉！
流氓也有流氓法，剑指民主老大不光彩历史！而且就是30年前的事！
对此，人民思想家声明，对一切镇压人民起义的罪恶行径，一概要谴责和清算，对美国该任政府也一样要彻查，美国现政府要勇敢面对过去，发表声明及时澄清事实真相，并公布处理结果，以告慰世界人民，有效阻遏中共邪恶集团借机发动反人类的疯狂反扑。
面对中共邪恶集团的威吓，我们不能退缩，不能坐以待毙，相反必须及时抢先出手，打它个措手不及，直到彻底解决它们为止，中华民族决不能被中共淫威所吓倒！
凤凰网是共产龙的小妾，她经常扮演以非正式渠道预告中共流氓动作的角色。最明显的是：发布帮助国民党胜选的一枪功劳，说明鸡蛋不用再全部放在马英九篮子里的打算；发出邀请连战出任中共国家副主席的试探信息，接着又制造授予连战“孔子和平奖”的笑话，直到彻底消费完连战家族和国民党，这就是国民党及其要人与中共勾搭的后果。
在国际人权日，凤凰网在头版头条位置，又以图片文字形式告诉全世界：美军曾在1980年支持韩国镇压了光州起义。
为什么中共要在这个时候选择发布这一历史事件？这一明显动作就是要向世界宣示：美韩也镇压过人民起义，我中共也一样可以镇压大陆人民起义，美国你要干涉中共武力镇压的话，我就先堵你的后路，何其流氓也哉！
流氓也有流氓法，剑指民主老大不光彩历史！而且就是30年前的事！
对此，人民思想家声明，对一切镇压人民起义的罪恶行径，一概要谴责和清算，对美国该任政府也一样要彻查，美国现政府要勇敢面对过去，发表声明及时澄清事实真相，并公布处理结果，以告慰世界人民，有效阻遏中共邪恶集团借机发动反人类的疯狂反扑。
面对中共邪恶集团的威吓，我们不能退缩，不能坐以待毙，相反必须及时抢先出手，打它个措手不及，直到彻底解决它们为止，中华民族决不能被中共淫威所吓倒！
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奋勇灭匪，前赴后继！
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奋勇灭匪，前赴后继！
当诺贝尔和平奖唱响和平颂歌的时候，当西方人在长期沐浴和平恩泽的时候，中共国的访民们却和平地倒在上访的路上，无依无靠的穷苦人民却和平地病死在了他们的床榻上，保卫家园的人们却和平地倒在了他们的墙脚下，维权英雄们却在遭受着各地黑牢的和平煎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安徒生的童话，和着美妙的平安曲，将一拨拨苦难的灵魂，从黑暗的地狱引向遥远的天堂……
悲歌四起，回荡天际，洪钟撞响，震颤大地；旌旗猎猎，招展正义，战鼓咚咚，人神奋进，要翻身要解放，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要和平的吼声此刻汇成了中华民族雄伟壮丽的大合唱……
上访的不访了！被索马里海盗抢了的人，不再到索马里海盗大本营去上访！被基地武装炸了的人，不再到本拉登总部去上访！我们不会再送羊入虎口了！
同胞们，散发我们的檄文，开响我们的喇叭，擂响我们的战鼓，吹响冲锋的号角，前进吧！
同胞们，拿起武器，出发吧；带上你的炸弹，提上你的汽油，拿着你的刀片，捎上你的毒药，携带你的石灰，扛起你的土枪，行动吧！
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奋勇灭匪，前赴后继！
本思想家一直推崇在战斗中先发制人，决不坐等被动挨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不了就同归于尽的策略；推崇迅速打击，打了再讲，击毙后逃的策略。
战斗靠硬功夫，取胜是硬道理。没有力道，和平只是梦想，公正只是梦想，民主只是梦想，自由也是梦想，人权更是梦想！
当诺贝尔和平奖唱响和平颂歌的时候，当西方人在长期沐浴和平恩泽的时候，中共国的访民们却和平地倒在上访的路上，无依无靠的穷苦人民却和平地病死在了他们的床榻上，保卫家园的人们却和平地倒在了他们的墙脚下，维权英雄们却在遭受着各地黑牢的和平煎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安徒生的童话，和着美妙的平安曲，将一拨拨苦难的灵魂，从黑暗的地狱引向遥远的天堂……
悲歌四起，回荡天际，洪钟撞响，震颤大地；旌旗猎猎，招展正义，战鼓咚咚，人神奋进，要翻身要解放，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要和平的吼声此刻汇成了中华民族雄伟壮丽的大合唱……
上访的不访了！被索马里海盗抢了的人，不再到索马里海盗大本营去上访！被基地武装炸了的人，不再到本拉登总部去上访！我们不会再送羊入虎口了！
同胞们，散发我们的檄文，开响我们的喇叭，擂响我们的战鼓，吹响冲锋的号角，前进吧！
同胞们，拿起武器，出发吧；带上你的炸弹，提上你的汽油，拿着你的刀片，捎上你的毒药，携带你的石灰，扛起你的土枪，行动吧！
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奋勇灭匪，前赴后继！
本思想家一直推崇在战斗中先发制人，决不坐等被动挨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不了就同归于尽的策略；推崇迅速打击，打了再讲，击毙后逃的策略。
战斗靠硬功夫，取胜是硬道理。没有力道，和平只是梦想，公正只是梦想，民主只是梦想，自由也是梦想，人权更是梦想！
与其成笑料，还不如冻结诺贝尔和平奖项
与其成笑料，还不如冻结诺贝尔和平奖项
人民思想家
近几届诺贝尔和平奖已经成为了世界笑料。奥巴马先生获奖时，人们就非常惊讶，他有作出过什么实质性和平贡献？没有！这一次刘晓波先生也得奖了。刘先生与杀人如麻的罪共集团和邪，是和平的本来目的么？应该说也不是！如果说刘的活动还与和平沾边，他也与反正义混在一起。如果这种和平也值得奖励，那么，中共的俯卧撑，躲猫猫，恶梦死，心瘁死等等，把真相“和平”掩盖，把受害者“和平”关压，把维权英雄们分散监禁，用政策把人民“和平”抢劫，用包二奶N奶、二爷N爷法把子民“和平”奸淫，又能巧妙地化解人民可能发起的聚众暴力抗议事件，避免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这也要算是一种“和平”功业，其“智慧与贡献”也是大大的呀，如此看来，中共也应当和刘晓波一起分享诺贝尔和平奖。
诺贝尔先生当初设立和平奖，是为忏悔自己发明炸药，强化了统治阶级之间的战争毁灭性，使得无辜的人民增加了牺牲，希望和平人士力阻这种不义的杀人战争，其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是对挂羊头卖狗肉，却来阻止正义，甚至对邪恶集团纵容的活动，不能称做和平吧？诺贝尔先生应当没这么讲吧。
我认为，真正的诺贝尔和平奖，应当奖给哪些用和平手段，巧妙化解不同国家、地区、种族、宗教、信仰、文化之间战争或者矛盾或者阻止内战的有功人士，更进一步讲，那些促使统治阶级单方面对人民放下屠刀，将政权和平交给人民，并接受正义审判的有功人士也在授奖范围。这些和平活动有助于公道正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曼德拉、佩雷斯、戈尔、戈尔巴乔夫等人都是当之无愧的和平奖得主。
但是刘晓波先生却不是这样的人，我们不管他有没有敌人，可人民并没开始对反动派发动正义战争，不存在内战的事实，而中共暴政却在天天杀人，刘既没要求中共单方面放下屠刀，也没要求中共接收审判，更没有谴责中共的暴行，他倒是来谴责绝望而起的可怜的杨佳们，排斥高、郭维权活动，还美化中共罪行，并模糊地提出合法化中共官员抢劫得来的私人财产。试问：这算什么和平？他是在出卖和平事业呀！与公平正义背道而驰，能和平得了吗？
当和平之风吹遍人类时，中共却在用卑鄙手段“和平”的扼杀正义，这对人类和平良知是莫大的污辱！但瑞典的诺贝尔和平委员会，享受和平太久了，这些人对什么样的“和平”都想颁奖，甚至不惜搞莫须有的和平颁奖来滥竽充数，又将和平奖降格为软骨奖，和邪奖，和稀泥奖，这不是闹剧么？这样下去，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们还会倒退到给中共颁发反正义的诺贝尔和平大奖呢！
诺贝尔和平奖与其空有其名，搞成笑料，还不如暂时冻结诺贝尔和平奖项！这是我的看法。
值此国际人权日，我就多说几句：战争与和平并非是一对不可调和的天敌，我们虽然反对战争，但战争有正义与不义之分，正义战争也能帮助达成和平目的。当和平手段无法达到和平正义目的时，我们不能排斥正义战争，和平的路径并非只有一条，为了得到广泛的人权，达到真正的和平，正义战争对邪恶势力的摧毁有时也是非常必要的，特别是中共邪恶政权，只要暴政机器足够强大，中共暴政集团不可能放下屠刀，它们从来是不进棺材不落泪的。
人民思想家
近几届诺贝尔和平奖已经成为了世界笑料。奥巴马先生获奖时，人们就非常惊讶，他有作出过什么实质性和平贡献？没有！这一次刘晓波先生也得奖了。刘先生与杀人如麻的罪共集团和邪，是和平的本来目的么？应该说也不是！如果说刘的活动还与和平沾边，他也与反正义混在一起。如果这种和平也值得奖励，那么，中共的俯卧撑，躲猫猫，恶梦死，心瘁死等等，把真相“和平”掩盖，把受害者“和平”关压，把维权英雄们分散监禁，用政策把人民“和平”抢劫，用包二奶N奶、二爷N爷法把子民“和平”奸淫，又能巧妙地化解人民可能发起的聚众暴力抗议事件，避免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这也要算是一种“和平”功业，其“智慧与贡献”也是大大的呀，如此看来，中共也应当和刘晓波一起分享诺贝尔和平奖。
诺贝尔先生当初设立和平奖，是为忏悔自己发明炸药，强化了统治阶级之间的战争毁灭性，使得无辜的人民增加了牺牲，希望和平人士力阻这种不义的杀人战争，其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是对挂羊头卖狗肉，却来阻止正义，甚至对邪恶集团纵容的活动，不能称做和平吧？诺贝尔先生应当没这么讲吧。
我认为，真正的诺贝尔和平奖，应当奖给哪些用和平手段，巧妙化解不同国家、地区、种族、宗教、信仰、文化之间战争或者矛盾或者阻止内战的有功人士，更进一步讲，那些促使统治阶级单方面对人民放下屠刀，将政权和平交给人民，并接受正义审判的有功人士也在授奖范围。这些和平活动有助于公道正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曼德拉、佩雷斯、戈尔、戈尔巴乔夫等人都是当之无愧的和平奖得主。
但是刘晓波先生却不是这样的人，我们不管他有没有敌人，可人民并没开始对反动派发动正义战争，不存在内战的事实，而中共暴政却在天天杀人，刘既没要求中共单方面放下屠刀，也没要求中共接收审判，更没有谴责中共的暴行，他倒是来谴责绝望而起的可怜的杨佳们，排斥高、郭维权活动，还美化中共罪行，并模糊地提出合法化中共官员抢劫得来的私人财产。试问：这算什么和平？他是在出卖和平事业呀！与公平正义背道而驰，能和平得了吗？
当和平之风吹遍人类时，中共却在用卑鄙手段“和平”的扼杀正义，这对人类和平良知是莫大的污辱！但瑞典的诺贝尔和平委员会，享受和平太久了，这些人对什么样的“和平”都想颁奖，甚至不惜搞莫须有的和平颁奖来滥竽充数，又将和平奖降格为软骨奖，和邪奖，和稀泥奖，这不是闹剧么？这样下去，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们还会倒退到给中共颁发反正义的诺贝尔和平大奖呢！
诺贝尔和平奖与其空有其名，搞成笑料，还不如暂时冻结诺贝尔和平奖项！这是我的看法。
值此国际人权日，我就多说几句：战争与和平并非是一对不可调和的天敌，我们虽然反对战争，但战争有正义与不义之分，正义战争也能帮助达成和平目的。当和平手段无法达到和平正义目的时，我们不能排斥正义战争，和平的路径并非只有一条，为了得到广泛的人权，达到真正的和平，正义战争对邪恶势力的摧毁有时也是非常必要的，特别是中共邪恶政权，只要暴政机器足够强大，中共暴政集团不可能放下屠刀，它们从来是不进棺材不落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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