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1日星期四

关于王炳章遭中共绑架若干证言的调查报告(10)



周勇军 李克馨  20036月12
各位关心王炳章命运的朋友们:
再过两周时间,就是炳章被中国法院终审判处无期徒刑一周年的日子了。在这里,我和大家一样,怀着沉重的心情,怀念我们正在中共铁牢中的战友、海外首举民运大旗的领袖——王炳章博士。
炳章是在2002年6月27日以后失踪的。中国官方说:王炳章、岳武、张琦三人是在越南芒街被绑匪绑架、然后被中国警方解救的。已被释放的两位当事人也都异口同声地表示“是绑架,然后被中国警方解救的。”沸沸扬扬的失踪事件似乎有了结论,但我和一些朋友们总觉得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如果说是绑匪们在随机绑架,那根据两位当事人的回忆,“绑匪”中有人拿出炳章几年前的照片问张琦:“是不是他?是不是他?”又作何解释呢?绑匪手里怎么会有王炳章的照片呢?而且有人持录像机全程录像,这哪里是匪徒的绑架方式?这明明白白是有预谋的逮捕嘛!只不过这种逮捕形式是装扮成跨国绑架!谁在逮捕王炳章?——当然是判他终身监禁的中共当局!中共在国际间搞这种恐怖活动,害怕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才编造了匪徒绑架、公安救人的欺世谎言。
接下来,我们又要问,炳章那么精明的人怎么会进入人家预谋好的陷阱呢?把炳章从美国引到越南,他们用的是什么诱饵?王炳章从未去过越南,中共要实施这个诱捕计划,必须要有人引他入网,是谁在担任这种角色?诱捕计划若不落空,还必须对王炳章的行程进行全程监控,以防走脱。是谁在担负着全程监控、全程联系、全程指挥的重要职务呢?中共又是用什么方法、用什么工具在进行全程监控呢?
有人说:“不要管它是怎么绑架的?为什么绑架的?”
我不这样看。我认为:只有搞清事情的真相,才有助于营救王炳章。
我的这份阶段调查报告就是从这个基点出发,用证据说话,让世人去判断王炳章事件的真相。我用“阶段”作定语是因为我公布的这些材料只是目前已调查到的、有据可查的、可供人们作出部分判断的材料。要搞清事情的全部来龙去脉,以及与后来相关事件的关系,还需要做大量的细致的工作。
我的报告包括六部分内容: 
一、王炳章被诱捕的真实原因;
二、诱捕王炳章的主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
三、诱捕王炳章的诱饵;
四、王炳章事件中出现的最可疑的人、她们的表现及背景调查;
五、王炳章事件之后发生的重大事件与本事件的关联探讨;
六、留给未来调查的思考。

                         第一部分 王炳章被诱捕的真实原因

    中共以间谍罪和恐怖活动罪判处王炳章终身监禁, 这似乎就是诱捕王炳章的原因了。其实,若仅仅是他们编造的这两种“罪行”,是不值中共兴师动众、大动干戈、多部门配合行动,跨国“绑架”王炳章回国的。
据调查,王炳章在中共十六大之前策划了一次起义、宣布临时政府成立、临时大总统就位的行动计划。具体设想是,在中共政权交接的十六大召开之前,在中国境内的一个沿海县城搞起义,把民主临时政府的大旗插到中共县委的楼顶上,通过数台能与卫星联系发射的装置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民主临时政府的成立和他本人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消息, 造成连锁反应,冲击中共十六大。
这在十六大之前,无疑增加了一个最令中共不安的因素。根据我们调查,王炳章至少向四人讲过这个计划。这四人是:王丽峰、石磊、阎庆新、张宏宝(见调查材料一)。
我们没有调查到的,还有没有别的人呢?相信还有(见调查材料二)。“事成于密”,王炳章违背了这个成事密则,消息走漏了,引来了牢狱之祸。
第二部分 诱捕王炳章的主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 
2002年7月23日,中国民主正义党组织部军事情报组组长徐敖春化名王军,前广州公安) 签发的“关于王炳章、岳武、张琦失踪案的调查方向”一文提出王炳章此行越南,如果是中共政府采取了秘密行动,采取行动的单位非常可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所属的单位(见调查材料二)。
因为在这个起义计划未暴露之前,王炳章对于中共来说,只是一个没有出路的“苍蝇”而已,不管他发表多少言论,都不必理他,随他嗡嗡叫去,抓到了也可以再把他放回去。但如果他真的实施那个起义计划,他的份量就不一样了。在十六大之前实施,那将影响十六大的权力交接;在十六大之后实施,那将对胡锦涛如何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是个严峻的挑战。而王炳章的武装起义影响究竟能波及多大?能有什么样的连锁反应?还很难预测。按江泽民处理问题的模式,与其在事发后把他捕获,还不如在事发前将他消灭在萌芽之中。
于是,王炳章被诱捕的厄运向他悄悄走来。
王炳章起义行动的资金预算,需要30万美金。而王炳章手里没有这么多钱。王炳章不得不四面化缘,走漏消息也就在所难免了。“中国民主正义党于1999年起,多次证实上述‘总参’单位安插特工在政党内部,多次发现‘总参’单位向中共中央发出我党活动的通报,王炳章个人的活动和行踪一直是‘总参’单位密切注意的目标。”(见调查材料三)
正义党的这则消息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它被当时大量的质疑和看法淹没了。一年半后,我们在对伯虎庙的调查中,才惊人地发现,正义党的消息并非空穴来风,诱捕王炳章的主力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
岳武和张琦都自述是在2002年6月27日于越南芒街被“绑架”,于7月3日在中国广西省防城市东兴(县级市)的寺庙被救。前者,正义党论坛已于2003年1月10日以标题为“阎庆新和岳武编造的‘绑架案’弥天大谎”的网络文摘进行了揭露。
文称“越南政府早在8月就查实:三人于6月26日里来了广宁省后,没有在任何越南境内的旅馆登记住宿。为何岳武出狱后,却对媒体、对外界说,他们是6月27日下午在芒街下榻的旅馆被绑架,而且据说是在五星级的国际酒店。该酒店有着现代化规模、系统的管理,有着完整的旅客住宿记录。如果三人确在此遭绑架,越南政府怎么会查不到记录呢?”(见调查材料三、调查材料四)
根据中国新闻网2002年12月21日报道:公安部新闻发言人介绍,2002年7月3日晚10点,广西防城港市公安机关接到有人被绑架的报警后,在防城港市北郊伯虎庙中发现了被捆绑的王炳章三人(见调查资料五)。
“芒街被绑架”已有人调查过且举出了证据,我们就暂时放一放。我们去查“伯虎庙被救”。
对于中国官方公布的时间、地点、人物、情节,我们看看岳武和张琦是怎么说的。
岳武在2002年12月25日与石磊的电话中说:“7月3日他们三人是被抬着上车,抬着行走的,岳武不知道自己和另外两人被转移到什么地方。在他们被放下之后大约40分钟,就听到口音和说话态度完全不同的人的声音,之后知道他们在中国广西的防城港,被中国警方发现并且解救了。
‘绑匪’见到中国警方人员到达就跑了,中国警方人员没有去追,”(见调查材料六)。请注意,岳武在这里是强调“被抬着行走的”,“不知道被转移到什么地方”,“´绑匪`见到中国警方人员到达就跑了”,“中国警方人员没有去追”。
再看张琦的表述:法新社记者在2003年3月2日采访张琦时,张琦表示“她与王炳章和岳武三人看来似乎是被绑架,藏在中国城市防城港的一座佛寺里。七天之后,他们被救了出来,然后再被公安拘留”(见调查材料七)。张琦这里强调的是被“绑架”,并且“被藏在佛寺里”,“七天之后,他们被救了出来”。
三天之后,张琦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东方的采访时又说:“从整个绑架案子来看,好像是绑匪。”“当中国公安人员到破庙中解救他们的时候,绑匪居然事先获得风声,前脚离开,后脚带着警犬的公安人员就到了而且也没有去搜捕绑匪”(见调查材料八)。张琦在这里强调两点:一是被绑架;二是被解救;露出了三点:一是绑匪事先获得风声;二是前脚离开,后脚公安就到;三是公安不搜捕绑匪。
我们再看岳武在接受石磊电话采访一个月之后,又对上述事件是怎样描述的——
“七月三日晚十二点多钟,我正迷迷糊糊要睡的时候,几个土匪把我拽醒,又把我结结实实地捆起来,封上嘴,蒙上眼,架上车。炳章、张琦也随后被推上车来。”“大概汽车开出去一个多小时便停下来,土匪们刚把我们拽下车来,不知道附近发生了什么动静,便把我们按到草丛里,等了一会,便架着我们在荒山草丛中急速地向前奔跑。”
“我们已被绑架到一所古庙的大殿里,神龛前两只忽明忽暗的蜡烛,使阴惨惨、黑沉沉的大殿,更加恐怖、更加可怕。三、五个袒胸露腹的土匪,真像阴曹地府里的恶鬼和夜叉。”
“张琦悄悄地问我;他们这是要干什么?我说: 凶多吉少,不是往大海里扔,就是往山涧里扔。再不就是开膛破肚,广西人最爱吃的是人心,你没看那地上还摆个大盆吗,说不定···‘砰’!的一声,大殿被人踹开,‘站住’!‘不准动’!一群巡警冲进来,几个土匪从后门仓皇地逃跑了,我们被解救了,当我踏出殿门,望着满天的星斗,不由得大吼了一声;又见到天日啦!张琦也随之大哭起来。”(见调查材料九<<岳武:三人行之五>>)。
岳武在这次表述中把时间确定为7月3日晚12点上车,车开出去一小时后,又急速奔跑了一段时间,这与公安部发言人说的时间差了近四个小时。岳武在2002年12月25日电话中讲人是被抬着走的,这次2003年1月24日说是被架着跑的。
上次说不知王炳章和张琦被送到什么地方,这次说一起被绑到古庙大殿;而且与张琦有动人心弦的对话。张琦说绑匪是前脚离开,公安人员后脚就到。而岳武则说:“砰”!的一声, 大殿被人踹开。“站住”!“不准动”!一群巡警冲进来,几个土匪从后门仓皇地逃跑了这次岳武强调是被中国警方解救的。但有两个情节的描述需要注意:一是“古庙的大殿里,神龛前两只忽明忽暗的蜡烛,使阴惨惨、黑沉沉的大殿,更加恐怖、更加可怕。”二是“大殿里摆个大盆”很可能要“开膛破肚”。
 面对这前后不一、令人毛骨悚然的描述,真让人搞不清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我们的下手点是,先找到伯虎庙这个案发地点再说。
防城港市的北郊属于该市下辖的东兴市(县级市)管辖。北郊又在东兴市的东兴镇北郊村一带。
我们先找北郊村村委书记和村长,人不在。之后,我们询问了北郊村小学的三位校工和教师,其中有一位是北郊长大的35岁左右的中年人,他们三位都表示:北郊村没有伯虎庙,更没有破庙,小学校前边有一个庙但早已装修一新,是中学使用的。我们又寻找北郊供销社的两位工作人员,均答:这里没有伯虎庙。我们再次返回,寻找村里人,村民回答:北郊村没有伯虎庙,也没有佛寺。
我们的搜寻范围升到东兴镇。先是问镇里的114查号台,有没有伯虎庙的号码,回答是没有。我们询问镇政府办公室,年轻的干部回答:没有;我们又转寻镇政府的另一位工作人员,回答是:东兴镇有一所观音庙,但没有伯虎庙。解放路有一个不算新的庙,但不是破庙,这座庙在大街边上,可以肯定不是伯虎庙。
东兴镇没戏了!我们又升格到东兴市查访。
先是询问市查号台,回答是:没有伯虎庙的号码。再问旅游总公司,回答是:东兴市没有伯虎庙。再问市宗教管理部门,回答是:明虹路上有观音庙,北郊有关帝庙、土地公庙,但没有伯虎庙。再问邮局和市文化局,回答都是一样:东兴市没有伯虎庙!我们的心有点凉了、紧了!我们曾试图直接找市、镇的警察机关和市委书记、市长去查询,但又怕打草惊蛇,没敢轻举妄动。
在这种不甘心的状态下,我们又寻问了市政府某部门的一位人士,皇天不负有心人,这位人士居然说:东兴市北郊有伯虎庙!但这座伯虎庙在中越战争期间就已经归部队管辖了,一直到现在。那儿,周边都不许无关的人接近,我们这儿30多岁以下的人都不知道有这个庙。你们旅游的人进不去的!原来这样!(为了这位人士身家性命的安全,请允许我们不公布他的所在单位、年龄、个人资料)
一个庙能住多少部队呢?伯虎庙应属儒家的庙,儒家在这边境地带不可能有大庙。它的容量充其量能住一、二十人。按照中国军队的驻营惯例,边境地带的军营最少也得有一个营,也就是三百八十人左右,这个小庙怎么能容得下!那么,这里的驻军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部队呢?再调查下去,难度就大了!
但消息终于回来了,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人士告诉我们:这座与越南隔河相望的伯虎庙驻军是解放军的情报机关,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
正义党2002年7月23日的文告不幸言中了!王炳章终于落到了总参的手里!
总参三部是搞技术情报的,总参二部是专门搞国外军事情报和执行特殊任务的。王炳章要搞武装起义,总参插手,负责处理,名正言顺!
但只靠总参的人就能把王炳章诱到他们的眼皮底下捕获吗?不可能!王炳章和张琦都没去过越南,只有岳武在送王策回国蹲监狱时,到过越南。没有人引路,王炳章纵然想去送死,也找不到门路!有人带路就万无一失了吗?也不把握!必须还要有一位形影不离的人监控!这一点,男士也许做不到!仅此安排就够了吗?还不够!还需要有一位负责情况沟通、反馈的特殊角色,通过这个特殊角色使特遣行动的联合指挥机关能随时随地的掌握动态;而这位特殊角色一定要具有特种技术手段的使用和情报收集、整理、反馈的能力,还要具有海外作业的遥控指挥能力,这种人不好找。
也就是说,要诱捕武装起义的策划者、未来民主临时政府的临时大总统,这不是一般的行动,这是一个份量极重的、规模较大的、需要多方合作、协同作战的特遣行动。而特遣行动的构成包括特遣、督察、情报通讯、偷袭等几个部门协同作战,其最高领导机关则是联合指挥部。无论是诱捕临时政府的首脑,还是偷袭其他什么政府的总统,都需这样一套作战班子,需要这样一套人马刀枪,少一个环节,都不足以成事。
那么,诱捕王炳章的特遣行动中,哪些人扮演了哪种角色呢?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下面这些环节,看看会有什么新的感想?
“绑匪”们来接王炳章时对着照片问张琦:“是不是他?”“是不是他?”
在大庙里,匪徒们前脚走,公安后脚就到,公安不去抓匪徒,而是只“解救”王炳章等。
这到底是在交接工作?还是在演戏?抑或都是?
再看,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下属机构办公用的伯虎庙里,居然出现了“神龛前两只忽明忽暗的蜡烛”,“阴惨惨、黑沉沉”“恐怖”“可怕”,“大殿里还摆个大盆”。这是鬼话还是人话?还会有人再相信吗?
为什么报警的人不往案发地点的镇派出所或东兴市公安局报警,而是舍近求远跑到防城港市去报案?这“报案”是自下而上报的,还是自上而下通知的?
东兴市乃至防城港市每有治安方面的警讯,特别是有战绩的时候总是及时上网、上报,大肆宣扬。(见调查材料十一),为什么解救人质这么大的战绩却在网上、报上杳无踪迹呢?
东兴市是防城港市下属的国家级精神文明城市,年贸易额达十八个亿(人民币),新楼林立、风景迷人、治安良好(见调查材料十),何来绑匪猖獗?
诱捕王炳章特遣行动指挥部通过公安部放出口信:把案发地点设定在总参内控的军事机关里,自以为妙计,自以为谁也无法切入内里,谁也无法揭晓这封尘的秘密!
苍天有眼!这罪恶,这阴谋终于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第三部分 诱捕王炳章的诱饵
有人称石磊写的《黑猫行动》,实际上是写“诱捕黑猫行动”,那只黑猫就被比喻为王炳章。
炳章是位行动谨慎的人,不会被人轻易引诱的。若能引诱他远行冒险,一定是他最感兴趣或最急需又无力解决的东西。
炳章在起义行动付诸实施之前,燃眉之急是什么呢?是资金!无资金就不能购置设备,无资金就没有行动经费。他得知中功有部分资金存在越南等国,而知道这些资金下落的人员之一,是张琦的姐姐阎庆新。
从王炳章进入越南的路线,基本上都是沿着当年阎庆新陪着张宏宝反复走过的路线来看,这已是王炳章此行的动机之一了。或者说,是有人利用了起义急需资金这个诱饵在诱导王炳章去冒险(见调查材料十一),可知这是引诱王炳章前行的第一诱饵。
王炳章还对什么感兴趣?对聚集国内的力量感兴趣,对情报工作感兴趣。这从方圆的文章,岳武、张琦的表述中都可以知道, 炳章这次从下龙湾改道芒街是为了去会见工运领袖和公安系统一位知道内情的投诚人员(见调查材料十二)。
炳章还对什么感兴趣呢?方圆道出了真谛:“炳章除了两袖清风,从来不会缺少红颜知己。”炳章爱美人。这次芒街行除了已有红颜陪伴之外,还会不会另有吸引?这在逻辑上似乎行不通,但世间的怪事常常是在悖理之中出现的。
第四部分 王炳章事件中出现的最可疑的人、她们的表现及背景调查
我谈这个问题是依循两则定理进行的:一是世间的任何事情都是发生在时间、空间上的,只要沿着时间坐标轴左右观察,就不难发现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乃至内在关联;另一个则是刑事侦查学中的一条定理:“罪犯就在现场”。
我相信诱捕王炳章这么大的特遣行动,全程监控他的人,一定会出现在事件前后以及过程中。
我们必须以诱捕对象王炳章为中心点向外辐射探查,再沿着时间坐标轴前后寻找。
事实上,只要找出王炳章芒街行前后的电话联系,沿着这条线索去找,就能找出最可疑的人了。至于事后出现的各种人物,那只能是各方的关注、救援人士,或者是被人利用误导舆论掩盖真象的人而已。
熟悉王炳章的人都知道,他给人的联系方式都是留电子信箱,人们以为他为了省钱不买手机,其实他是有手机的。
但这个手机号王炳章从不肯轻易留给任何人,只有他认为最有必要的人,才知道这个号码。他自己也很少使用这个手机。这个手机号码为91796928★★
炳章是6月12日动身去越南的。临行前一周(6月5日---6月12日),这个手机出现过14个电话,共有8个号码,这些号码中有一个号码出现的频率较多,这个号码是202-369-58★★,这个号码的主人是阎庆新。
沿着这条线索,我们发现,从6月5日起至6月12日王炳章起程那天止,阎庆新一共给王炳章打了九个电话。其中包括6月12日上午给王打的电话。
在王炳章、张琦已经开始行动,人离开美国之后,阎庆新又于每日必与王炳章、张琦联系,不仅是在王炳章进入柬埔寨有联系,就是王炳章3月16日进入越南后,仍可看到阎庆新与王炳章的电话在沟通。
王炳章的电话号码在6月18日以后再没有显示,而另外一个电话号不仅在6月27日的所谓出事日显示过两次,就是6月29日也出现了一次通话73分钟的记录。这个电话一直到7月18日以后才消失。
奇怪的是,阎庆新一直对外宣称她根本不知道王炳章和张琦要去东南亚,那么上述这些事前事中的电话联系又作何解释呢?
还有一个奇怪的事是:连盛德在王炳章出行前,拿出1,000美元资助此行,这都是有人证物证的,但连盛德居然也对外说,他不知道王炳章去东南亚。
阎庆新和连盛德怕什么呢?他俩隐藏了什么真情?
查阎庆新:该人现年58岁,毕业于解放军军事学院无线电侦察专业,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从事特工14年(见调查资料十五)。在地方上担任过人事处副处长、办公室主任。进入中功的麒麟集团后,担任常务副董事长有较熟练的遥控指挥能力。中功遭受镇压期间,其三妹遭株连被捕入狱,判刑四年,其幼子也被关进监狱,后不知为什么都被提前释放。
其大弟媳妇是成都市公安局的机要人员,身高1米72,模特身材,修长亮丽,曾因中功受株连被调离机要岗位。不知炳章急于要在边境上见的那位公安人员是不是她?
我们现在还不能最后确定阎庆新就是那位全程监控、情报沟通的特殊人物。我们希望有一天阎庆新自己对关心王炳章命运的朋友们有个说法。
第五部分 王炳章事件之后发生的重大事件与本事件的关联探讨 
众所周知,筹划建立临时政府的王炳章被诱捕后,不到半年时间,海外又出现了彭明建立的中华联邦临时政府筹委会,结果被阎庆新在雀跃欢呼中“推翻了”。彭明亦陷入官司中近半年的时间, 许多民运人士也因全身心投入这个运作,最后丢失饭碗,至今仍陷于生活的贫困中挣扎。
时隔不久,筹建中国影子政府的张宏宝,也突然被人以绑架罪名告上法庭。在法庭上,人们看到阎庆新的频频出现,张宏宝的“绑架”罪名被法官甄别后撤掉,但他仍陷于各种罪名的纠缠中。这一切使得原本打算在3月18日启动的中国影子政府,拖延到8月8日才正式启动。
再下来,我们又看到,阎庆新和张琦先后向法庭投诉中功十余个诉状,这姐妹俩甚至把中共迫害中功的材料毫不修饰地直接提交法庭做为她们告中功的案由。
再往后,也就是刚刚发生过不久的世界华人联合体的办公地点后墙被汽车撞击,然后在其后门上贴上一个纸条:“不许支持张宏宝!”
我们还看到,张仲春被刺、被警告!
自从阎庆新姐妹来到美国后,每件恶性事件都有她们的身影出现。这件件事中若仔细研究,又都有关连。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这一切都源于一个指挥部吗?
第六部分 留给未来调查的思考
王炳章事件需要解开的谜还很多。比如:
1、事发后,黑手一直在有组织地误导舆论,千方百计地欺骗王炳章的家属、朋友和战友,这只黑手是谁?
2、为了让王炳章去得安心,有人给张琦打去五万美元,这个人是谁?
3、在王炳章失踪期间,议论此事最多的是正义党论坛和中功网站。结果正义党论坛被炸,由卢四清代管的中功网站被撤掉,随后卢四清从阎庆新那里得到一笔十万美元的支持。这是怎么回事?
4、在报道王炳章失踪案上,卢四清一反常态,拖后一周才发出消息,卢四清每次回答问题总是躲躲闪闪。事后,人们了解到阎庆新给了卢四清一个三十万美元的合作项目。这又是怎么回事?
5、王炳章失踪后,我曾决心调查这一事件的真相。这本来是一件义不容辞的义举,可连胜德知道此事后,竟然一天之内连续几个电话要求纽约的朋友制止我去调查,其溢于言表的急切之情,显然不是担心李克馨会遭到什么不测,令听者意识到的是,这种调查会产生某种对他或对其他什么人不利的联想。
这,虽然是接听电话者的个人感觉,并不一定就表明连胜德围绕着王炳章失踪案有什么不敢见人的隐情。但透过连胜德的过分关心, 人们毕竟又看到了阎庆新的影子。
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这些都要深入调查。
我相信,王炳章事件的全部真相一定会大白于天下 
 20036月12
抄报: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国务院中国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中国科抄送:民运各团体

王炳章遭孤立:国共策划“倒王”致民运分崩离析(9)



台媒体首度披露内幕
台“军情局”为控制“民运”当年命胡平林樵清围攻王炳章
台媒披露王炳章/胡平/王军涛/于大海/王丹/李少民/高瞻等民运人物曾与台军情局合作。中华民主正义党认为:只要有利于摧毁中共暴政,与任何反共组织在某方面进行合作都是选择之一,但狗日的蒋家王朝竟然愚蠢地破坏了自家一直念念不忘的中华反共大业,他们无疑再次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
【大公报讯】 据《中国时报》二十四日报道,自蒋匪经国时期,台湾军情局历时二十余年,与从大陆出走海外的所谓「民运人物」接触,前后分别以「移山项目」、「文正项目」、「崑仑项目」、「致广项目」、「致远项目」等四个阶段,刚好也代表了海外民运分子的兴起、转移、发展与没落。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大陆留学加拿大公费生王炳章在美国纽约发起「中国之春」运动,军情局即派员与王直接联系,王也派宁嘉晨来台洽商合作。
军情局经国安局核定后,决定以政府名义与「中国之春」秘密合作。一九八三年军情局派翁衍庆上校,(翁衍庆后晋升至中将,并于副局长任内退休),化名「翁远书」,赴美担任联系指导,对内职务是军情局驻美东工作组长,对外职称「君平公司」负责人。
从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五年,是军情局与民运分子合作的第一阶段,主要接触对象是王炳章。军情局每年提供五十万美元活动经费,汇给王虚设的「贯中公司」,另每月支薪一千美元。这个阶段的项目代号称为「移山」,军情局自比「愚公」,希望能藉海外民运分子之力,撼动中国大陆内部社会制度。
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九年,是军情局与民运合作的第二阶段。
拟组政党 被军情局断粮
一九八四年十月,发生「江南案」,军情局驻美情报员奉命撤离,经「国安会」、「国安局」与国民党文工会商议,并报请「总统」核定,自一九八五年十二月起转为文工会接办,当时的文工会主任是宋楚瑜。由于实际工作仍由军情局负责,故翁衍庆借调文工会,但仍具军职身份。
一九八六年五月,美国FBI约谈翁衍庆,指其为军情局驻美代表,希望翁能与美秘密合作,翁未允诺,被迫于两周后返台。
翁衍庆返台后,王炳章趁机坐大,反有意在台湾组党,由于还处戒严时期,不能组党,军情局停止与王合作,切断经费资助,并运作「民联」,阻止王的发展。
一九八八年,海外民运分子分裂,胡平取代王炳章,八月,胡平派林樵清来台与军情局商议,军情局又恢复已停止一年的经费援助。
从一九九○年至一九九三年,是军情局与民运合作的第三阶段。
一九八九年,大陆发生那场风波后,军情局主动与胡平建立「策联」,在大陆积极活动,期间,大陆逮捕十个告密给台湾军情局的间谍,这些人均遭判刑八到十年。
民运分子失作用 遭台遗弃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大海取代胡平,担任民联主席,军情局顺势停止资助民联组织,仅经援「中国之春」杂志。这是军情局第二度中止经费。
从一九九四年到二○○○年,则是合作的第四阶段,亦是合作的尾声。这个阶段,大陆有计划的切断海外民运分子的联络管道,并且释放魏京生、王军涛、王希哲等人,这些人到海外,让民运派系更加复杂。军情局搅进民运分子的「战国时代」。
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机大陆试射导弹,军情局任务改以军事预警情报为重,并大量派遣情报员登陆,海外民运分子的角色,越来越边缘化,终至没落。
民进党执政后,军情局大幅删减民运经费,仅存极少数的个案合作。
2007-9-25

《北京之春》每年为台[军情局]收集250件情报王丹承认收扁20万美元
综合台湾《东森新闻》等媒体14日报道:陈水扁「国务机要费」弊案所引起的风波仍持续在海外延烧,虽然日前「民运人士」王丹已经承认有收受来自台湾友人的政治捐款,但是他声称事前不知道捐款是来自阿扁政府。但据台湾《自由时报》披露,「北京之春」每年负责为台湾「军情局」收集250件情报,为此「军情局」专门设立「二王项目」和「文正项目」,资助王丹、胡平分管的间谍网络。
继日前王丹接受媒体访问时,间接表示收过数笔来自台湾友人的捐款后,平面媒体近日更直接指出,王丹承认所收受的20万美金,是来自台湾的陈水扁政府。面对这样的报导,王丹就特别在《东森新闻》的访问中,郑重否认他知道捐款的来源,是来自阿扁的「国务机要费」。
此前,曾有人在美国加州的一个公共场所对王丹质询,王丹坚决否认「拿了台湾当局的钱」,还信誓旦旦:不信可以查我的银行账号了。如果陈水扁的贪污案没有爆发,王丹的誓言也许永远不会漏底,某些弥天大谎也许永远不会被揭穿。但陈水扁忽然自身不保了,「国务机要费」里终于露出王丹的名字。在推拖了一阵子之后,他终于公开承认:我拿了那20万美元。
「北春」年供250件情报
2006年3月8日,民进党特意安排王丹、胡平以「外国友好人士」的身份到「立法院」演讲,为不久前陈水扁终止「国家统一纲领」台鼓气,抗衡外界反对声浪,激励岛内「台独」士气。
王丹和胡平分别是《北京之春》杂社(北春)的社长和主编,据台湾《自由时报》披露,「北春」每年负责为台湾「军情局」收集的250件情报,为此「军情局」专门设立「二王项目」和「文正项目」,资助王丹、胡平分管的间谍网络。
众所周知,王丹每月都要定期「进出」台湾。最近记者也爆出他「计划之中的台湾之行」不受影响。人们有理由怀疑:他是否因救驾有功,去台湾领取更多的奖赏去了?
王丹日前辩称,其实资助海外「民运人士」的资金来源本来就很多,但是只要没有特别的政治目的,他们也都不会去询问捐款的资金来源。

台湾“军情局”借重“民运”登陆20年揭秘
  
中国时报 吕昭隆/ “移山项目”,是军情局与海外民运接触的滥觞。从早期的“移山项目”到中期的“文正项目”,及至后期的“昆仑项目”、“致广项目”、“致远项目”,军情局与民运建立关系,前后历时廿余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刚好代表了海外民运的兴起、转移、发展与没落。
198211月,经国时期。中共留学加拿大公费生王炳章在美国纽约发起“中国之春”运动,军情局即派员与王直接联系,王也派宁嘉晨来台洽商合作。
王炳章“中国之春”合作滥觞
军情局经国安局核定后,决定以政府名义与“中国之春”秘密合作。1983年军情局派翁衍庆上校,(翁衍庆后晋升至中将,并于副局长任内退休),化名“翁远书”,赴美担任联系指导,对内联务是军情局驻美东工作组长,对外职称是“君平公司”负责人。
1982年到1985年,是军情局与民运合作的第一阶段,主要接触对象是王炳章。军情局每年提供五十万美元活动经费,汇给王虚设的“贯中公司”,另每月支薪一千美元。这个阶段的项目代号称为“移山”,军情局自比愚公,希望能藉海外民运之力,撼动中国内部民主。
1986年到1989年,是军情局与民运合作的第二阶段。
惊传“江南案” 王拟组党遭断援
1984年十月,发生“江南案”,军情局驻美情报员奉命撤离,经国安会、国安局与国民党文工会商议,并报请总统核定,自1985年十二月起转为文工会接办,当时的文工会主任是宋楚瑜。由于实际工作仍由军情局负责,故翁衍庆借调文工会,但仍具军职身分。
1986年五月,美国FBI约谈翁衍庆,指其为军情局驻美代表,希望翁能与美秘密合作,翁未允诺,被迫于两周后返台。
翁衍庆返台后,王炳章趁机坐大,反有意在台湾组党,由于还处于经国戒严时期,不能组党,军情局停止与王合作,切断经费资助,并运作民联,阻止王的发展。
1988年,海外民运分裂,胡平取代王炳章,八月,胡平派林樵清来台与军情局商议,军情局又恢复已停止一年的经费援助。
19901993年,李登辉时期,是军情局与民运合作的第三阶段。
天安门事件 “策联”十人被逮
1989年,大陆发生天安门事件后,军情局主动与胡平建立“策联”,在大陆积极活动。期间,中共逮捕十个所谓的间谍,包括上海的邱麟、宁夏的高晓诗等人。这些人将天安门群众运动情况告知我军情局,均遭判八到十年的重刑。
19916月,于大海取代胡平,担任民联主席,军情局顺势停止资助民联组识,仅经援“中国之春”杂志。这是军情局第二度中止经费。
1994年到2000年,则是合作的第四阶段,李登辉两国论主政,双方合作已近尾声。
这个阶段,中共很有计划的切断海外民运人士与大陆的连络管道,并且释放魏京生、王军涛、王希哲等知名异议人士,这些人到海外,让民运派系更加复杂。军情局搅进民运的“战国时代”。
派遣情报员登陆合作告终——
1996年,台海危机中共试射飞弹,军情局任务改以军事预警情报为重,并大量派遣情报员入陆,海外民运人士的角色,愈来愈边缘化,终至没落。
2001年民进党执政后,军情局大幅删减民运经费,仅存极少数的个案合作。
2001年李少民、高瞻失事,美曾高度关切
20012月,在军情局与海外民运合作荡到低点,并大砍援助经费之际,中共开始动手抓人,在大陆逮捕外籍学者与民运人士,发生李少民与高瞻事件。
面对中共的台谍指控,李少民与高瞻均极力否认,仅承认接受台湾“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经费赞助,单纯从事与两岸有关的研究活动,军情局则保持缄默。
李少民与高瞻案,引起美国高度关注,包括总统与国务卿,都公开对中共喊话。
事实则是,李少民曾与军情局“接触”,高瞻则不曾与我情报员碰过头。
李少民与我军情局接触的时间极早,介聘人是“中国之春”杂志社长王炳章。896月天安门事件后,在王炳章安排下,六月底,李少民飞到泰国曼谷,与军情局情报员曹XX见面。
中共是在2000年底盯上案,2001211日,赴大陆探亲的高瞻,从北京返美时遭逮捕,有美国公民身分的李少民,则在廿五日由香港进入大陆时遭拘禁。
至于交给李、高档的曲炜,任职中共“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宣传部副部长。曲炜在2000年随团访台时,并且脱队“失踪”过,传闻曾与我情治单位“接触”,并接受新台币十万元的见面礼。曲炜是将中共国台办新任副主任周明伟一份内部讲话资料交给高瞻,于20012月遭到拘捕。
李案的发展是,曲炜遭中共以间谍罪判刑十三年,高瞻遭中共以间谍罪判刑十年,随即获准保外就医,驱逐离境。李少民、高瞻被中共监禁约五个多月,均于当年七月获释返美。
由于民运人士均居海外,军情局与民运长年合作,鲜少传出“失事”,李少民案,堪称是头一回。随后,则有王炳章遭中共越境绑架逮捕案。
与军情局合作过的海外民运人士王炳章,20027月遭中共监视,同年十二月正式逮捕。情报界不少人认为,王炳章是在越南边境遭中共绑架抓走的。
20032月,王炳章在深圳受审,遭中共以间谍罪判处无期徒刑。
根据中共公布的刑事判决书,王炳章搜集的情报内容,包括“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战例选编”等档。
王炳章被捕的过程,相当戏剧化。根据我情治界的说法,中共的说词是,王因涉及一件绑架案,人在广西边境的一座小庙躲藏,被人发现,意外遭捕,唯军情局没人相信,并认为是中共掌握王的行踪,直接派人到越南边境绑架到广西的,绑到中国境内,中共国安单位顺理成章地抓人。
八十七年一月,王炳章曾用化名“楼开文”,自广东珠海潜入大陆活动,并安全出境。
王炳章于失事前,曾托人带信到台湾,要求军情局或国安局资助情报经费。不过,军情局对大陆情报工作,已调整为预警情报优先,对所谓“兵运”或“武装活动”,兴趣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