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6日星期五

打蛇正在打头——《北京日报》:总书记不能凌驾中央



作者汪云生 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总书记”虽是中共党内最高领导职务,但并非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共党章明确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因此,“总书记”并非凌驾于党的中央组织之上的最高机构。 ——3月31日,《北京日报》“迎接十八文萃”专栏开篇之作
“总书记”即“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简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负责人,也称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从党的组织制度发展史来看,党内最高领导人的职务并非一开始就称“总书记”,而且,“总书记”也并非党的最高领导人的专称。“总书记”最终确立为党内最高领导人的职务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
●陈独秀是“一大”到“五大”时期的党内最高领导人,但他在“一大”上被选举担任最高领导人时的职务并不是“总书记”
在党的早期历史上,陈独秀无疑是第一位党内最高领导人,而且是“一大”到“五大”时期的党内最高领导人。但是,对于他的领导职务的具体称谓,一般人并不十分清楚。长期以来比较笼统和流行的说法是:陈独秀是“一大”选出的首位“总书记”;陈独秀是“一大”到“五大”的五任“总书记”。实际上,这些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在陈独秀担任党内最高领导人的六年中,随着中央领导机构的变化,党内最高领导人的职务称谓也发生了多次改变。具体情况如下:
1921年7月“一大”召开时,全国只有党员50多名,鉴于党员数量少和地方组织尚不健全的情况,所以会议决定:暂不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只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担任“中央局书记”。
1922年7月“二大”时,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并选举陈独秀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923年7月“三大”仍选举陈独秀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1925年1月召开的“四大”选出五人组成中央局,中央局决定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这是党的历史上首次出现把最高领导人的职务称为“总书记”。“四大”党章对“总书记”的职责进行了规定,指出:“中央执行委员会须互推总书记一人总理全国党务,各级执行委员会及干事会均须互推书记一人总理各级党务,其余委员协同总书记或各级书记分掌党务”;“中央及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与支部干事会,由总书记或各级书记随时召集之”。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总书记”的职责就是总理全国党务和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1927年4月召开的“五大”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为中央委员会,并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1927年6月以后,由于“大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党内绝大多数同志对陈独秀的领导越来越不满。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陈独秀从此离开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随后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上通过了《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其中规定: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由中央临时政治局执行中央委员会的一切职权。会议选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1927年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常务委员会委员。由此,瞿秋白成为中央临时政治局的主要负责人(在一些著作中也有把瞿秋白称为“总书记”的说法。但是,至今没有发现有关会议档案资料证明“八七会议”设立“总书记”职务,故称瞿秋白为“总书记”,实际上是一种习惯称谓)。
●从“六大”以后到“七大”期间,党内最高领导人发生了多次变化;“主席”成为党内最高领导职务
1928年7月20日召开了第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会上,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由此,党的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主席”这个党内最高领导职务。但实际上,向忠发没有能够起到党内最高领导人应有的作用,实际主持和负责中央工作的另有他人。此后至“七大”,中央领导机构和党内最高领导人发生了许多变化,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次:
第一次是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后,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受到极大威胁,9月间,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了由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后叛变)、李竹声(后叛变)六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任中央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
第二次是1934年1月临时中央召开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为书记处书记,“博古仍为中央主要领导人”。但是,关于博古的职务,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博古从这次会议开始担任的是“中央总书记”。
第三次是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此后,在红军转战途中,“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张闻天的职务问题,近年来有学者列举出大量的资料证明: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的是党中央“总书记”。
第四次是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1938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王稼祥回国。7月初,王稼祥回国前,季米特洛夫在接见他和任弼时时明确表示:“在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在9月14日至2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核心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会议决定由毛泽东代表中央向全会作政治报告。9月29日召开了被毛泽东称为“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
第五次是1943年3月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根据中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讨论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1945年4月至6月召开的“七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在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自此以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央委员会主席”成为党内最高领导职务,都由毛泽东担任。
●“十二大”党章关于中央组织制度的一个重要变化:决定党中央只设“总书记”,不再设“主席”、“副主席”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后,党内最高领导职务又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1977年8月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选举胡耀邦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这样,在一个短时期内就出现了“总书记”和“主席”并存而且由同一人担任的情况。
1982年9月“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中关于中央组织制度有一个重要变化,即:党中央只设“总书记”,不再设“主席”、“副主席”。关于为何出现这个变化的问题,1982年9月13日胡乔木就此回答新华社记者时指出:“总书记是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之一,负责召集政治局会议,召集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很明显,召集和主持的作用是不一样的。这样,个人过分集权和个人专断的现象就很难再发生。主席制度和总书记制度如果同时存在,在国内外实践的结果表明,往往或者总书记有名无实,或者主席有名无实。因此,同时实行这两种制度是没有必要的;当主席和总书记由一人兼任时,这样就更没有理由了。”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至此,“总书记”作为党内最高领导人的职务正式确立起来,这一制度延续至今,并不断完善。
●我党一直重视强调和实行集体领导;“总书记”虽是党内最高领导职务,但并非党的最高领导机关
从以上我党组织架构发展变化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出,我党实行的“总书记”制度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鲜明的中国特色。这里特别强调和说明以下几点:
其一,从历史上看,党的最高领导人基本上都是经过选举产生的,而且多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紧密相关。特别是在党的早期历史上,党内最高领导人都由大会直接选举或决定,陈独秀就是这种情况。当然,在一段历史时期内也出现过党内最高领导人的产生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关系不大的情况,如瞿秋白、博古、张闻天就是如此。此后,随着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和组织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总书记”最终成为党内最高领导职务,并都须经过选举产生。对此,党章明确规定:“党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
其二,1956年9月召开的八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这样就出现了“主席”与“总书记”并存的状况(后来又曾出现过这种状况),但这时的“总书记”并不是党内最高领导职务。事实上,八届一中全会设立“总书记”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的。毛泽东说:“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建议由邓小平担任总书记,说秘书长改当总书记,就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因此,邓小平担任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实际上相当于过去党内的“中央秘书长”,负责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
其三,“总书记”虽是党内最高领导职务,但并非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我党是根据自己的纲领和章程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一直重视强调和实行集体领导。党章明确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因此,“总书记”并非凌驾于党的中央组织之上的最高机构。从“十二大”起的历次党章都对“总书记”的职权作了明确规定,即“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并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在党的历史上,由于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历史地位和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因此在他担任党内最高领导人期间,一度出现了个人过分集权、个人专断和个人凌驾于党的中央组织之上的状况,产生了个人崇拜的不良风气,给党内民主带来严重的影响和危害。鉴于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从“十二大”以后历次党章中都写明:“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要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同时维护一切代表党和人民利益的领导人的威信。”

在谷哥+、推特、脸书上寻找同志时加友应注意的几点



谈谷哥+推特脸书,本人刚加才两个月时间,尚属菜鸟级。但为方便联军成员加到优质朋友,并协助各位找到那1%的同志,迅速发展和壮大中华正义自救联军队伍,本人也不揣冒昧,将摸索到的一点经验拿出来与大家分享。这里仅谈加友时应注意到的几个问题。

 1、用推特上搜索功能,输入“反共、民主、正义、革命、人权、维权”等词条时人,会有相应结果出来,加友与比较方便。但是google+、脸书好像没有这项功能;但有推荐人选,分享圈(社团)和邮件搜索功能,所以各位加友时不太方便选择。

 2、有肖像、有姓名、且声明反共民主正义者,多半是走出了恐惧的有志者,这是要优先加入的朋友;自由派最好少加,因为他们反共的同时也会反正义、反民主革命;虽然找到这1%的战友不易,但宁缺勿滥,否则加了他们,论战起来费时费精力,你还反被拖累,所以在加人的时候要看清楚他们的资料;同时你本人的谷哥+推特脸书个性签名资料一定要旗帜鲜明,让对方也容易辩认出他所需要的人。

 3、有团队标志的反共组织的谷哥+推特脸书也是优先加友的对象。主张暂时不同没关系,但只要不是向中共乞讨的刘派政治访民和匪共合作者,相信那些人经历长期失败的痛苦求索,也会勇敢地加入我们行列,最近就有几位屡遭监禁的非暴力不合作成员率队加盟了中华正义自救联军。

 但有一批人注册的是茉莉花革命的名号,发的是挺共信息,这些人是民主派“全委会”的统战五毛,要注意甄别,发现后踢掉;法轮功的人最好暂时不要加,若要加也要有选择的加,它们的主流派现以倒江的名义在亲胡挺共。

 4、西方国家政府的官员和非政府组织成员也要优先加友,我们在寻找主要的国内同盟军时,同时也要大力转变国际视线,争取其同情与支持。促使他们正视中华民族的民主斗争,反复激荡其正气,他们就会愿意帮助我们加快中华民主进程。

 5、有卡通图像和小孩肖像的最好不加,他们多是小学生,现在孩子们玩谷哥+推特脸书的多得很,若不小心加了他们,儿童信息特别多,清理起来很费时。

6、没肖像,没姓名者,没个性签名者,或者签名不对路者,不要加。他们多半对民主革命漠不关心,要不就是胆小鬼,怕“钓鱼”,其实他们是条虫,有的可能还是国保的线虫;目前在国内这些人占到99%,所以我们在寻找志士时要忽略他们,这些人在任何改朝换代中都只是旁观者,他们并非像口水派借口不行动所讲的那样“没有醒悟”,同样是不肯行动;同样,历代统治者也不会在乎这些数量庞大的庸人群落,它们所害怕的正是有行动力的那1%的勇者志士。

现公布本人相关账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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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PE账号:fthj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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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为奴,奴奴相制仍华人长期站不起来的独特原因



联军总部skypefthj1976xins178;电子邮箱fthj1976@yahoo.com

在中共国,照说是反对中共的国民占到了绝大多数。这其中就包括率先脱蒙受难的刘派民运,遭残酷镇压的法轮功和疆藏人民,被剥夺核心利益的维权民众,还有大群失学、失婚、无房、无业、无任何保障的穷苦百姓,要是这种民愤在西方长期出现,现政权早就垮台了,还能容它在当代社会延续60多年不倒?岂不怪事!而我们偏偏就碰摊上这种不幸!

最近江胡公开匪斗,应该是把这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奴性进行了一次最全面彻底的曝光。不单是自由刘派民运投向了现政权胡共中央,曾经发誓反对邪党的法轮功组织也倒向了现政权胡魔团,海外华侨社团因为经济利益不惜成为胡温现政权的“党国侨粉”,更有上访民众在匪斗进行曲中,忙着赶赴京城,一拨拨人马齐向皇都,反共阵营纷纷瓦解,让人仿佛觉得中共并非到了日薄西山之时,而是出现了冠盖满京华的“盛事”,大批反共革命志士似乎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悲凉……

为什么会出现全然不同的结果?原因就在于西方人民不同于我们,他们一直盯着当权者,当现政权犯罪时,没有多少媒体和民众会主动请缨,去为当事人开脱,把账算到其N个祖宗头上!而政治反对派们不仅不会跑进去趟那个混水,以免遭到抹黑,更不会跟当权派“合作”,而是保持距离,瞅准时机发炮,直到命中对方至缴械,并一锅端掉其党羽。而民众也会穷追猛打,齐心合力整治,不达目的不罢休!这就是西方统治者诚惶诚恐,不敢造次,并被频繁更替的执着反对派精神,所以最终受益的,必然是整个社会和大多数国民。

尽管如此,西方也并没有像现在的中国人如此恨他们的政府,而中共国的访民作为一个群体(包括法轮功成员),恨共党政权之切,西方人可能无出其右,奴民们恨不得中共马上被天打雷劈,但他们就喜欢上访;这一上访,立马就等于承认了自己与共党的主仆关系,幻想更大的贪官来替他们作主。这不是自抽耳光,默认党主?

上访民众年年有增无减,这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独特文化。西方没有,他们觉得这是中国国民生活的一道风景。我们纳闷:这些人一边恨贪官恨得咬牙切齿,却一边跑向更大的贪官乞怜,结果进京讨来了什么——进了京城警所的“包厢”——黑牢,有的被包了饺子,打包押回来了。但这些人痴心不改,不少家庭还父子两代甚至祖孙三代接力上访!这个传统竟自古相传至今。

今天的中华民族,大部分人也并非体制内受益者,而是统治集团的受难者,但他们却能在江胡匪斗时大讲平稳过渡,大讲乱不得,大讲理解包容,大讲“策略”,大讲“政治艺术”,而充分体恤统治者,仿佛统治者此时也成他们的难兄难弟——你胡温喊改革也喊得不容易呀!这种“包容”也是中国政治文化独有的一道风景。这些人不懂得趁机讨伐江胡王朝,却对那些要趁势灭掉暴政的反对者大肆开骂,谩骂他们“不懂政治”!不懂“理性联合”,和解共生,更有团体还会无视统治者的罪恶而号召所有反共派与之合作,这究竟是在加速统治者的倒台,还是借缓冲手段加固其统治?

江贼民屠杀法轮功,胡紧掏屠杀西藏人,江胡二贼都残害民运人士及广大访民,它们都在封锁网络和言论自由,都在韬光养晦大搞共同开发割地求存,都在把赃款争先恐后存入国外,都在把国家血汗外汇以投资的名义转到西方,两朝先后都在大开收容所,大搞躲猫猫……而我们这些暴政的幸存者,能活下来熬到今天都不容易呀,共匪们有哪一点值得我们中的某些人“策略”并与之联合?

2006年,我在聚友网百姓杂谈的一位粉丝刘友,针对我指出的这种自我叛卖的民族现象,悲愤地回帖说:“在中国,就常常有这么一批本身已被统治着的奴才,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而脑子里却惊人地收纳着最高层专制者们最富欺骗性、蛊惑性、愚弄性、权宜性、分化性的统治思想,自觉地维护着统治者的利益!浑然不觉自身的命运正是因为自我作贱造成的!”

主动为奴,奴奴相制正是中华民族长期站不起来的独特原因,今天的困局不正是这批人自我作贱表演的又一次最全面的展示么?然而多数人不一定就能看透,否则中共光凭暴政不可能维持60多年还垂而不死,并且它们历尽过多少次重大魔难,竟然都能奇迹般起死回生……